我们曾经在鉴定民盟广西区委档案室保存的已到期的历史档案时，看到了一封信件，上面透露了柳亚子的入盟时间是1945年7月。那么，为什么民盟广西区委保存的档案中会有记载这方面信息的信件呢？柳亚子又为什么加入民盟，而且是这个时间段加入民盟呢？

一

   该信件落款的写信人是韦士宾，他是解放战争时期加入民盟的老盟员，写信时已定居北京。韦士宾曾经为民盟协助地下党迎接南宁解放做出过自己的贡献。据载：

   1949年9月，（中共）地下党省城（笔者注：即南宁）工委工作会议提出“迎接解放军解放广西”的号召，党组织投入了准备迎接解放的紧张战斗。南宁民盟盟员，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也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且做出了成绩。其中，韦士宾同志在广西日报社做编辑，他在那里知道的内部新闻较多，而且报社电台，每天都可以收到电讯，许多国民党报纸没有登的新闻消息，他可以知道。因此，南宁民盟给韦士宾一个任务：收集新闻情报并及时送出。他用小纸条写好，秘密地送了出来，每周一两次。当人民解放军进入广西后，国民党报纸都没有登过真实战讯，南宁民盟了解的战讯多是韦士宾同志送来的，差不多一两天他就出来一次。记得，一天早上，他出来说，报社获得的情报，柳州已解放，解放军已越过柳州向南挺进。地下党南宁市工委得到这情报后，即转入紧急应变的准备工作。韦士宾还调查广西日报社，对报社人员的政治面貌、特托组织和物资设备的详细情况都整理成书面材料，交给了党组织（参见刘润贤《民盟协助地下党迎接南宁解放的斗争情况》，中国民主同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编《风范长存——民盟广西前辈纪念文集（1942—1949）》2011年版）。

   该信件落款的日期是1988年12月13日，这正是民盟广西区委积极收集史料、准备撰写广西民盟历史的忙碌时期。时任民盟广西区委组织部部长吴天佑（解放战争时期入盟）正负责牵头组织此项工作（笔者注：吴天佑一年后离休，返聘回盟区委继续从事编写《广西民盟志》工作）。吴天佑最忙碌的事情之一，就是给散居各地且多已离退休的老同学兼盟员写信，希望他们或者提供史料、线索，或者撰写盟史回忆文章，帮助民盟广西区委完成此项历史重任。韦士宾就是在回信当中就提供史料、线索方面提到了柳亚子的入盟情况，至于撰写盟史文章，韦士宾说道：“解放前我参与盟的一些活动，因时久事微，记忆不清，又乏资料佐证，难以准确记述。故不便动手。以后如有（闲）暇并回忆思考成熟，再写些片断吧。”

二

   吴天佑之所以想了解柳亚子的入盟情况，是因为他掌握的信息是：其一，柳亚子既是国民党民主派元老、民革的创建者之一，又曾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其二，抗战期间，柳亚子曾经和一大批民主人士（包括广西民盟领导成员）一道从桂林辗转昭平和贺县八步，并与广西民盟一道为抗战宣传活动积极奔走。同时，也因为他不知道柳亚子何时入盟，入盟的动机是否与在广西与广西民盟一起亲密合作、共同战斗有关。所以，他才多方打听。于是韦士宾在回信中写道：

  “柳亚子入盟时间问题，曾问过叶笃义，他也说‘不清楚’。后试向盟中央组织部查检档案，一查‘盟籍’便有登记，写明：1945年7月在重庆加盟。介绍人为：沈钧儒、史良。但登记表并非入盟时的原件，而是1949年在北京六国饭店补行登记的。当时柳已任民革中央监委主席（也是登记表上注明）。此一小事，你久查不得要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了。”

   这一封回信，想必会让吴天佑大喜过望。因为，据广西当时的史料披露，柳亚子在桂林沦陷之前辗转到了贺县八步，而且可能是在抗战胜利后才抵达香港的。果真如此的话，柳亚子就是在广西贺县八步逗留期间加入民盟的。

   之前曾看到一篇文章写道：“柳亚子在其一生中，先后加入同盟会、光复会、国民党、民革和民盟等党派，但是相应的入党时间或者长时间不清楚，或者有多种说法。因此，搞清楚这些时间，或者即便搞不清楚部分时间，而通过这些时间研究，对柳亚子政治思想和政治生命的研究，都有极大的价值。”（参见张杰《柳亚子参加若干党派的时间》，来源：人民政协网，2021年07月08日）但是这篇文章对于柳亚子何时加入民革与民盟，是这样表述的：“这两个民主党派中，柳亚子是民革的发起人，参与民革的时间自不必多说。但是柳亚子究竟何时参与民盟，目前还不是特别清楚，有个别论著文章指出柳亚子参与民盟的时间为1944年，存疑。”也就是说，作者对于柳亚子何时加入民盟也是没有确凿证据的，因而存疑。也许吴天佑也曾经看到过此处所说的个别论著文章指出柳亚子加入民盟的时间为1944年的消息披露，因而才积极去寻找柳亚子何时加入民盟的证据。因为，如果柳亚子加入民盟的时间是1944年的话，那么此时他不是在桂林就是在桂林去昭平、贺县八步的路上，甚至已在八步安顿下来了。倘若如此，那柳亚子很有可能是在广西入盟。只是，无论是民盟桂林核心小组还是民盟东南总支筹委会，都没有柳亚子参加民盟盟务活动的相关记载。但是，据吴天佑当时所了解到的相关材料显示，柳亚子1945年7月入盟时，他应该还在广西尚未返回香港，更没有抵达重庆。因此可以设想，柳亚子此时加入民盟，这和他在广西与广西民盟一道参加的抗日宣传活动及相关经历应该有一定的关联。

   但欣喜之余，吴天佑未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柳亚子1945年7月尚未离开八步，为什么不加入民盟东南总支筹委会，反而舍近求远通过在重庆的民盟总部加入了民盟？

三

   1942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亚子等）在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护送下安抵内地。柳亚子又在李伯球的陪同下到了桂林。1942年7月间，李伯球应周恩来之邀赴重庆。接着，李伯球带着周恩来和民盟中央的指示于9月间返抵桂林，与梁漱溟商量成立民盟桂林核心小组（参见李伯球、郭翘然、胡一声《南方民盟斗争史略》，《南方民盟历史》（曾理主编）1991年3月版）。此时，救国会已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陈此生、金仲华等救国会成员加入了梁漱溟领导的民盟西南支部（笔者注：应为民盟桂林核心小组）。梁漱溟、陈此生等民盟领导成员经常和李章达、何香凝、李济深、柳亚子、李任仁、陈劭先等举行时事座谈会（参见陈此生《我的自传》，中国民主同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编《风范长存——民盟广西前辈纪念文集（1942—1949）》2011年版）。同时在这一时期，在桂林的李济深和何香凝、柳亚子、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以及在广东的李章达、蔡廷锴等人多次商量酝酿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但因当时抗战形势紧张，人员分散又不断流动，而未能成功。

   柳亚子在桂林期间，除了参加广西建设研究会组织的讨论会、到文化供应社文学研究会作报告及其他活动，还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他发表诸多呼吁抗战的文章，带领学生团体开展大规模的支前募捐活动。1943年6月18日，何香凝、柳亚子、李济深、龙积之等老人组成“长老团”，带领桂林的群众掀起万人“国旗献金大游行”。1944年6月，李济深、柳亚子等在桂林发起“抗战动员宣传工作委员会”组织，要求动员民众，坚决抗战，反对逃跑主义，打倒失败主义（参见何世庸《我与劭老在八步的一段经历》，《陈劭先纪念文集》（广西文史资料选辑）1986年9月版）。

   关于桂林沦陷后柳亚子的去向，目前有三种说法。在广西相关文献中所采用的一种说法是，1944年秋日军入侵桂林，何香凝、柳亚子、陈此生、梁漱溟等疏散到贺县八步，千家驹、莫乃群等疏散到昭平。八步临江中学校长李镇还邀请何香凝、柳亚子等对学生作专题讲演（参见李镇《回忆民盟在八步的活动情况》，中国民主同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编《风范长存——民盟广西前辈纪念文集（1942—1949）》2011年版）。由于这是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因而我们一直认为具备较高的可信度（笔者注：贺州党史办《中国共产党贺县历史》（第一卷）也采信此说法）。因此，拙文《民盟东南总支部筹委会成立始末》参考了这一说法并认为，一方面，在李济深的领导下，何香凝、柳亚子、陈此生等继续在八步开展抗日宣传运动和酝酿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另一方面，在八步的陈此生和梁漱溟负责在桂东南一带积极从事发展民盟组织成员和筹建民盟东南总支部的工作。

   其他的盟史文章也有类似记载：柳亚子在贺县八步客居的这段时间，正好是抗日战争结束前后，他更为积极地参与到民主运动之中。当时，八步临江中学的校长是已经参加民盟东南总支筹委会的李镇。在他的领导下，临江中学成为了桂东敌后抗日民主运动的中心。民盟东南总支筹委会以临江中学为开展敌后抗日宣传运动的阵地，定期于每周星期六下午公开举办民主讲座，邀请民盟梁漱溟、陈此生等，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亚子等，对学生和社会青年做有关抗战形势和民主政治的专题讲座。柳亚子以《抗战文艺》为题，主要讲有关文化艺术为抗战服务的问题，讲得生动感人，许多听众感动得流下眼泪。当时每场听众都有500多人，甚至还吸引附近各县的青年赶来听讲，使整个校园和周边的抗日救亡和民主空气空前活跃（参见韦东《矢志不渝于平民教育》，中国民主同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编《风范长存——民盟广西前辈纪念文集（1942—1949）》2011年版）。

   而且据贺州当地媒体披露，“1944年9月，柳亚子响应李济深等抗日民主人士号召，疏散到八步，继续坚持抗日救亡运动。西约街一家叫先锋书店的地方，是马峰乡龙井村开明绅士黄镜如等族人开设的。柳亚子把他所主持的“中国文化资料研究会”牌子挂在先锋书店大门边，他则借住在向阳路何家的瑞园里。抗战胜利后，柳亚子回到香港。”（参见《抗战文化城——贺州！ 》，来源：贺州电视台《贺州发现》）另外，1944年12月何香凝才从昭平黄姚迁到八步，她和柳亚子等人还组织在八步的马师曾和红线女的剧团下乡公演抗战剧目，巡回进行抗日募捐义演。演出的剧目有《胡不归》《报国仇》《佳偶兵戎》等粤剧，用募捐得来的钱财和衣物支援抗战（参见杨志贵《红线女在贺州》，《贺州日报》20**年7月25日第3版）。

   第二种说法是，柳亚子得到周恩来的帮助，坐飞机抵达重庆。“1944年9月12日上午，柳亚子夫妇乘坐由桂林出发的最后一班飞机，抵达陪都”（参见《柳亚子在重庆：找见“中国的光明”》，《中华读书报》2007年5月30日第3版）。这一说法的间接证据是，1947年12月10日，柳亚子为感谢陈劭先在香港设晚宴招待，特赋诗一首，其中注明“桂林沦陷时，余夫妇几落倭手，以劭先之力，获飞机票两纸，始幸免于难。”（参见《柳亚子诗词选》1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4月北京第2版））但这只能证明柳亚子通过陈劭先得到两张飞机票飞往重庆，至于柳亚子之前是否到过八步，没有提及。

   第三种说法是，柳亚子是1944年6—9月，从桂林到八步；但不久又返回桂林，于1944年9月12日乘坐最后一个桂林至重庆的航班飞往重庆。此种说法兼顾了以上两种说法，比较可信。但从情理上分析也有疑问。一是既然柳亚子听从周恩来的意见，追随李济深到桂东去“别开新局面”；而且是李济深派人帮助柳亚子疏散到的八步。那为什么后来（9月）又反悔，返回桂林飞重庆？如此必将陷自己于背信弃义之境地。二是此前李济深、何香凝、陈劭先等是拒绝蒋介石的邀请去重庆的，因此，对蒋介石深恶痛绝的柳亚子极有可能不去重庆。据披露，1944年桂林沦陷前夕，李济深召集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梁漱溟、万仲文、甘介侯等召开秘密会议，研究蒋介石打三次电报催李济深到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之事，商议对策。最后李济深决定以养病为名不去重庆，先回苍梧家乡，组织抗日自卫武装力量，以桂南、广东南路为活动范围，建立抗日游击区（参见万仲文《回忆李任仁同志》，《广西文史资料》（18辑）1986年9月版）。另外，当时重庆方面也曾打电报并专程派人前来桂林，诱说何香凝、陈劭先等元老去重庆，好就地监视，但他们严词拒绝，并与欧阳予倩、千家驹等一批坚决不去重庆的进步人士转入桂东南（参见黄洪年《相处二年、记忆永恒——忆与劭老相处时的几件事》，《陈劭先纪念文集》（广西文史资料选辑）1986年9月版）。

   但情理还情理，事实归事实。据柳无忌、柳无非编写的《柳亚子年表》所载：（1944年）适日军大举侵湘、桂……6月至9月，（柳亚子）携佩宜夫人自桂林疏散平乐，八步。复返桂林。9月12日，乘最后班飞机抵重庆……（原载《我们的父亲柳亚子》，来源：吴江区档案馆“吴江通”网站）编著者柳无忌系柳亚子之子，直接掌握并多年搜集有关柳亚子的第一手资料，并得其妹柳无非及柳亚子友人供给的材料，故该年表应该是坚实可靠的。也就是说，第一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即柳亚子并非是随何香凝等一大批民主人士到的八步，他是最早到的（6月），陈此生、梁漱溟稍晚到（9月间），何香凝更晚些到（12月），最晚到的是陈劭先（1945年一二月间）。因此，柳亚子在八步短暂逗留期间，肯定没有机会与何香凝、陈劭先会面。而当事人李镇所说的邀请何香凝、柳亚子等对学生作专题讲演，也只能是两人在不同的时间（而且间隔较长）分别开展的活动。如此一来，柳亚子之所以加入民盟就和1945年春成立的民盟东南总支部筹委会没有任何关系。当然，柳亚子在桂林期间，也与民盟桂林核心小组的成员（梁漱溟、陈此生等）过从甚密，由此而增进对民盟的认识。

   另据披露，1944年下半年，柳亚子提出加入民盟，约于次年初正式加入（参见张杰、汪晨烨《柳亚子走向响应“五一口号”之路》，来源：中工网2023-04-20）。如果此信息有一定的确凿依据，结合上述已经确定的柳亚子的入盟时间，我们可以推断，柳亚子提出加入民盟的志愿时，地点应该是在重庆，对应的组织是民盟总部。

   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柳亚子飞抵重庆后的一个星期（1944年9月19日），民盟各地代表在重庆“特园”举行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取消团体会员制、以个人名义入盟、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建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即在民盟改组后的1944年9月，由张澜介绍，刘文辉与潘文华一起秘密入盟（龙云也于同年秘密加入了民盟）。如果柳亚子是于1944年下半年提出加入民盟，那也应该是在9月民盟改组之后的事情。实际上，民盟改组后，吸收了一大批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中共党员、国民党员，以个人身份入盟，民盟成为有党派与无党派的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民盟东南总支筹委会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基于此前对民盟的了解，鉴于此时民盟组织发展的开放，作为无党派人士的柳亚子（已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多年）在民盟改组后申请加入民盟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我们知道，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和国民党谈判。8月30日，毛泽东专门宴请了刚入盟不久的柳亚子和他的入盟介绍人沈钧儒等人。席间柳亚子赠诗毛泽东，赞其“弥天大勇”。9月6日，毛泽东看望柳亚子，柳亚子当场向毛泽东索诗。10月7日，毛泽东便把1936年2月的旧作《沁园春·雪》回赠给了柳亚子。10月下旬，柳亚子将毛泽东的赠词与自己的和词，在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柳诗尹（瘦石）画联展”上展出，并将两词送交《新华日报》。大概是发表毛泽东的词需经本人同意的缘故，《新华日报》于11月11日只单独刊出了柳亚子的和词。之后，剧作家吴祖光设法拿到了毛泽东《沁园春·雪》的抄件，读后他当即就在11月14日的副刊上予以公开发表。重庆各界认为气魄极大，为之震惊，一时间人们争相传颂，好评如潮。柳亚子更是称之为“千古绝唱”。

   毛泽东与柳亚子这次在重庆谈判期间的诗词唱和让毛泽东赢得了极高的声望。此时的柳亚子已因谴责皖南事变、拒绝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被开除国民党党籍4年多时间，而此时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还在酝酿阶段尚未成立。因此，这时候的柳亚子是以民盟成员的身份和毛泽东互赠诗歌并传为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