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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与《观察》的立场及对民盟态度的变化过程

来源:黄世喆 [大] [小] 2025-04-16

   《观察》杂志作为20世纪40年代时事政治性周刊,是民国最为成功且影响极大的知识分子杂志之一。主办人储安平对《观察》有准确而成功的定位,并始终坚持其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立场,始终坚持“不参政但言政”。储安平与《观察》对同为自由主义阵营的民盟的态度有一个从基本认同到产生失望,再从同情惋惜到重新认可的变化过程。本文不涉及复刊之后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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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9月1日,《观察》在上海创刊。16开本,24⻚。储安平在创刊号上发表《我们的志趣和态度》发刊词, 实际上就是《观察》的创刊宣言,它阐明了刊物的宗旨和职责。这篇文章明确地表达了《观察》同人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主、自由、进步、理性。发刊词《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中阐明刊物目的有二:1、对国事发表意见。明确《观察》是一份政论刊物,“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和煽动”。强调“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2、教化青年,“对于一般青年思想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

   储安平创办《观察》周刊时期,曾把参政的方式分为“干政”与“执政”,前者是“舆论的做法,以舆论影响干预政治决策”,后者是指“组党的做法,以政党参与政治角逐竞争”。也就是说作为非组党式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储安平,秉承文人论政不参政的传统,不愿意参加任何党派,既有别于国共两党,也有别于国共两党以外的其他小党派所组成的联合组织——中国民主同盟。储安平的理想是做一个能以超然姿态对国事发表意见的言论代表,正如他在《观察》发刊词中所表明的:“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议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同时,储安平试图秉持价值中立,不党、不私的精神,以自由、包容的精神创办一个知识分子探讨国家命运及时局的公众论坛。

   按照《储安平的立场与<观察>杂志的性格》(平野正撰稿、王大川翻译、迟云平整理,来源:同舟小屋微信公众号)的分析:《观察》的前身是1945年11月11日在重庆创刊的《客观》,目的是针对中共和民盟的统一战线势力,按照靠近国民党的方向,通过标榜客观、中立的《客观》杂志把知识分子群体的中间层聚集起来。因为此前一个月(10月1日)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了大会报告和新的领导阵容,即将在战后政治中发挥它的地位和作用;10月10日,国共两党发表了“会谈纪要”,确认了要以统一战线的形态来推进战后的建国。在这种情形下,某种属于国民党或国民政府与之接近的政治势力想要把支持基础安扎在知识分子当中来,恐怕是当然的事情。只是这个试图针对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知识分子群体所占据的舆论阵地,作为竞争的措施而出版的《客观》杂志不久就停刊了。原因可能在于,一面从国民党方面领取资金,一面又以“没有任何的政治背景”的立场批评国民党政府是行不通的。

   既如此,《观察》的创办肯定有别于《客观》杂志。其一,这个杂志是纯粹的民营刊物,既无政治集团在后指使,亦无经济集团在后支持。从这个杂志的出版计划一延再延,以及由于物价上涨导致四处奔走筹集资金的艰难就可了解一二。其二,这个杂志所面对的受众不仅有所谓的“具有超然地位的学者”、知识分子、即基本上是站在反苏、反共的“英美式自由主义”立场的人,还包括这个时期聚集于民盟等方面的“左倾”知识分子,即储安平所说的“代表所有的自由思想分子”。其三,与此相应,这个杂志的作者群也将是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秉持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一点上,肯定与《客观》杂志不同,也有别于《周报》、《民主》、《文萃》等这一时期发行的杂志,倒是与《大公报》有些相似。

   《大公报》在评论《观察》时评之为“从撰稿人名册上就可以看出广阔的自由主义的人生态度” 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储安平前后联络了78位《观察》撰稿人,几乎涵盖当时所有的著名学者、教授,展现了他的博大胸怀和开阔视野。胡适、傅斯年、梁漱溟、梁实秋、潘光旦、冯友兰、胡先骕、任鸿隽、钱端升、费孝通、钱钟书、吴晗、朱自清、卞之琳、马寅初、王芸生、张东荪等都是他所要网罗的。余英时在《钱穆与中国文化》中对《观察》评论道:“当时对知识分子影响大的刋物大概要算《观察》杂志。《观察》的基本立场是⻄方自由主义,大体上可以看作五四主流思潮的延续。”

   换言之,储安平与《观察》的立场就是,凡主张⺠主、自由、进步、理性者皆为同人,尽管可能有不同的具体政治立场。

   《观察》撰稿人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既是著名学者、教授,又是民盟的领导人或者盟员。《观察》已经成为民盟各党派领袖及其有代表性的盟员教授发声的一个重要的舆论阵地。

   此时的民盟,已经不再是当初主要由“三党三派”成员组成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后的中国民主同盟,把三党三派的政治联盟,改为有党派与无党派的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使得大批爱国进步知识分子加入民盟,“教授派”不再是“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集团”的代名词;此时的民盟,在“一大”召开后通过的《中国民主同盟纲领》等文件,是为贯彻“民主统一,和平建国”政治主张,提出的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的政治纲领;此时的民盟,在1946年政协会议上与中共共进退,为政协五项协议的通过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在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中,经历了较场口血案、下关惨案直至李公仆、闻一多血案的血雨腥风的洗礼。

   可以说,这样为民主而死的民盟同人,是储安平所敬佩的;这样为民主而奋斗的民盟立场,是《观察》所基本认同的。

   君若不信,且看创刊号的《观察》,既有储安平的发刊词《我们的志趣和态度》、王芸生的专论《中国时局前途的三个去向》,也有张东荪的特稿连载《中国之过去与将来》,更有专门针对“李闻事件”而由本刊特约记者组稿的《李闻之死》《沉默中的潘光旦·费孝通》。《李闻之死》标题之前是用“血与理想”点题、之后是用“求仁得仁、逝者已矣;念兹在兹、后生勉之”归纳,立场及观点及其鲜明。对于闻一多被明目张胆地杀害而非暗杀,记者在文末发出了这样的追问:“闻是一个研究国学深有成就的大师,他本来对政治是没有兴趣的。但是是谁使他从故纸堆中走到政治舞台?是谁使他走上反对政府的路?他是富于热情和十分勇敢的人。他是‘不怕死的’。谁又使这一位不怕死的人终受刺而身死?闻一多死后,是否还有无数的闻一多会继续走他的路呢?”虽然储安平在发刋词中说:“我们尊重独立发言的精神,每篇文章各由其作者负责;而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但这篇由本刊特约记者特意撰写的观察通信稿,应该代表了储安平与《观察》的立场。

   而且,耐人寻味的是,《观察》(第二期)除了继续连载民盟领导人张东荪的《中国之过去与将来》之外,继《沉默中的潘光旦·费孝通》发表之后,刊发了潘光旦的《人的控制与物的控制》,以示之前受“李闻事件”牵连的潘光旦不再沉默。

   虽然储安平不愿意参加任何党派,但他当时对“组党的做法”也是表示理解的。毕竟,自清末民初以来,组党也是知识分子参与政治、革新政治的一种重要方式。而且,在《观察》创刊号“观察通信”栏目中,除了《李闻之死》《沉默中的潘光旦·费孝通》之外,还有一篇《组党传说中胡适的态度》。这篇文章写道:

   “当今中国,国共对垒,一般受英美传统的民主教育洗礼的人,虽不满于国民党,但亦未必赞成共产党。民主同盟本来是超乎国共两党范围之外而独树一帜的,在思想上,大体可以吸收所有的自由思想分子,但民主同盟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怀着许多先天不足的集团,最近一二年中所表现的,也未能使人满意,故民盟本身的前途如何,现在仍在不可知之列。由此,在心理上及感情上,中国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实有急切组织一个政党的要求。然而组党须有领袖,这个领袖要具有各方面的条件,而这些条件,比较言之,今日以胡氏所具较多;胡氏是今日中国有足够的声望以领导群雄组织新党的人物。”

   这篇由本刊特约记者撰写、代表了储安平与《观察》立场的文章表达了三层意思:首先,当今中国一般的自由思想分子,不满于国民党,但亦未必赞成共产党;其次,本来民盟可以也试图吸收所有的自由思想分子,但它本身因内部关系复杂而有先天不足,近年来不尽如人意且前途未卜,难当此大任;再次,希望产生一个新的代表民主政治及自由主义的政党,这个组党的领袖非胡适莫属。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储安平与《观察》对胡适寄予的厚望;从中,我们也看到储安平与《观察》对民盟的一丝失望之情。但关于组党一事,储安平还是太天真了,陈衡哲在给储氏的信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政党的权力属性与自由思想分子传统精神之间的矛盾。

   民盟的主体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争取大众的同情拥护,培养起来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势力”。他们为了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宪政,在抗战中后期掀起了两次民主宪政运动。 但民盟近年来,一是作为国共两党之外的政党联盟似乎发挥的作用不大;二是内部党派纷争不断,先是青年党分裂出去,再就是组成新的党派,如张君劢的民主社会党、黄炎培的民主建国会等等;三是不断受到国民党的打压而生存困难。这是让储安平担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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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让储安平与《观察》对民盟产生失望的关键时间节点是制宪国民大会召开的1946年11月。

   失望之一,是因为张君劢领导的民社党提名参加“国大”,铸成大错。针对此事,储安平发表了《论张君劢》(原载《观察》第1卷第19期。引自储安平著、张竟无编《储安平集》,东方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该文认为,民社党对于参加“国大”与否,可能有两个立场,一个是政协立场,一个是宪法立场。就政协立场而言,这次“国大”的召开,与政协程序不合,因而之前以民盟代表资格参加政协的张君劢,应忠于民盟章程,尽量避免使其领导的政党参加与政协程序不合的“国大”。而且,既有政协立场,就没有参加“国大”的理由,也就没有所谓的宪法立场。但储安平试图从“政治家的理想与感情问题”方面去理解张君劢。一句话,“我们对于民社党的参加国大是不赞成的,但是对于张氏的用心和动机是了解的。”储安平在文末,还谆谆劝告说“先生今日之坚守者有一事,即绝对不参加传说中的政府改组。”储安平之良苦用心,不可不察。

   失望之二,是因为民盟对于张君劢毫不留情的处置方式。实际上,储安平在对待是否应该参加“国大”这件事情上,是与民盟立场一致的。因为“在此关口,民社党参加国大,不啻捧国民党的场而拆民盟的台,在大战略上,实欠明智。”(储安平语)虽然如何处置民社党是民盟的“家事”,外人不宜置评。但储安平对于民盟函请民社党退盟一事,也认为合理。只是储安平觉得,民盟对张君劢的处置方式虽合理却不太合情,毕竟张君劢个人的学问、操守、私德在当今中国都还是第一流的。民盟若因此而将张氏摒弃于民主运动之外,不仅可惜,而且必将造成第三方面的分裂,也就完全中了国民党的计了。储安平对张君劢的惋惜、对民盟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失望之三,是因为储安平认为民盟是一个貌合神离的团体。储安平在《中国的政局》(原载《观察》第2卷第2期。引自储安平著、张竟无编《储安平集》,东方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中批评民盟“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先天不足是因为:首先,民盟是一个因为反对国民党而很勉强集合而成的政团,民盟里的人物,各有各的教育背景,各有各的政治看法。其次,民盟的领导人总体来说难堪大任。大部分是前一代的老辈,虽德高望重却已是过去的人物。有些是有丰富政治学理论的学者,却不熟悉现实政治的实操。个别既有丰富政治学理论又具备现实政治的实操能力的领导人,却又德不济才。后天失调是因为:首先,民盟只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因而更多采取运动的方式,而不是政党的方式(但储安平注意到已有向政党发展的趋势)。其次,由于民盟领导人或者不了解西方民主政治,或者不擅长从事现实的民主政治,因而有时候热热闹闹忙个不停,有时候冷冷清清无事可做,成效不大。而且不仅可能只共患难、难同富贵,同时今后与中共亦未必再能同舟共济。

   失望之余,仍存共识。那就是,“凡是进步的政治集团,当然是比较左的”,因此储安平认为,那些批评民盟太左,成了中共尾巴的说法没有价值,在战略上民盟就应该和中共互为呼应。

   由此可见,储安平在对民盟失望之余,仍抱有希望。但《储安平的立场与<观察>杂志的性格》(平野正撰稿、王大川翻译、迟云平整理,来源:同舟小屋微信公众号)的作者却认为,储安平对“国大”没有表示任何的意志,却对参加“国大”的张君劢进行了辩护,这表明他对“国大”持肯定评价的立场。呜呼,这位作者是不是看不懂中文而产生误读呢?我表示怀疑。作者还论证道,说这篇论文的主要意图是在于对民盟的批评,这明显地反映在它是在民盟对张君劢刚刚作出劝退决议(1946年12月24日)之后写出和发表的。在这以后,“自由主义分子”对民盟的批评变得激烈起来。从吴世昌的论文《和谈一年》(《观察》第1卷第24期)就可见一端。

   对于这样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其一,储安平的《论张君劢》的确是在民盟对张君劢刚刚作出劝退决议之后写出和发表的,但批评的目的不是为了肯定张君劢参加“国大”的行为,而是认为民盟的处置合理不合情,不利于团结(尽管是储氏的一厢情愿)。其二,吴世昌的论文《和谈一年》是先认为一年来和谈失败、内战继续的责任在中共和苏联,从而批评民盟为了不使两者陷入罪责而回避问题的核心,这样的观点明显和储安平不一致。实际上,我们知道《观察》所发文章观点不一,作者文责自负,吴文并不能代表储安平与《观察》的立场。真正能够代表其立场的文章,首先是署名储安平的,其次可能是署名本刊特约记者的,其他难说。其三,储安平是站在同一阵营的立场批评民盟的。而且,储氏更经常地批评国民党,同时也批评共产党,目的只有一个——为了挽救国运、振奋人心。

   储安平在《观察》创刊后不久,就在《失败的统治》(《观察》第1卷第3期,1946年9月14日)中开宗明义,指出国民党一党专政前后垂20年,是失败的统治。并在文末正告国民党:“20年的历史说明单靠消极的统治控制不了既得的政权;这条路走不通,越走越近死路。”接着他又在《中国的政局》批评国民党:

   “今日全国人民,对于现政权,可谓人人离心,个个厌恶。……然而是谁驱使大家不满国民党,反对国民党,痛恨国民党的?不是别人,就是国民党自己。今日国民党脑子里所想的是如何消灭共产党,然而他两只手所做的却无一不是在培植共产党,替共产党制造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形势。”

   同时,难能可贵的是,储安平对共产党也有精辟的分析和批评,在此就不详细引述了。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储安平此时还不放弃对和平建国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希望——“今日中国一般人所追求的就是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包括意志自由),这两样东西在以国共两党为主的联合政府中或能勉可得之。我们期望这个联合政府者在此。”这也是民盟在拒绝参加“国大”以后一直强调的立场。其二,储氏认为“梁漱溟先生的摆脱现实政治和张君励先生的脱离民盟,也多少与共产党这种极端作风有关。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这可能也是当时不少自由思想分子的想法。当然,储安平还是认为,对于中共而言,这与其说是一种消极性的批评,毋宁说是一种积极性的建议。

   让储安平与《观察》对民盟同情惋惜并予以声援的关键时间节点是民盟总部被迫解散的1947年11月。1947年11月5日,国民党当局强行解散民盟,迫害民盟成员,震惊中外。清华、北大、燕京三所大学的48位教授联名在《观察》上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载《观察》第3卷第11期,1947年11月8日),对国民政府压迫民盟的粗暴做法表示抗议。该文指出:

   “政府此举旨在消灭民盟,且不论其直接效果如何,实对民主宪政的前途留下极恶劣的影响。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实为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今政府压迫民盟之举,实难免于‘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之诟病。……一不合作,遂谓之叛,稍有批评,遽谓之乱,又且从而伐之。试问人民之权利何在?人民之自由何在?……对一个持异见的在野政团如民盟者横施压迫,强加摧残,这是不民主、不合理而且不智的举动。”

   应该说,这篇声明表达了当时大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声,同时也代表了储安平与《观察》的立场和态度。此时《观察》本身压力重重,但仍冒着危险,当即发表了这篇文章。要知道,创刊于1945年10月13日的《民主》周刊,在《观察》创刊后不久的1946年10月30日就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了。因为《民主》周刊虽然号称是“无党无派”,但实际是受中共支持的,所以只存在了一年时间。民盟的《民主星期刊》也在出版36期后,于1947年1月11日被迫停刊。而1947年11月的此时,不仅民盟被迫解散,中共代表团被迫撤回延安,国共第二次合作完全破裂,而且代表“第三方面”的民主力量的生存空间越来越逼仄。储安平能够在此刻发出这篇控诉国民党采用法西斯手段强迫民盟宣布解散的丑恶行径的声明,足以表明储安平与《观察》在民盟危难之际伸出援手的真诚。

   如果说《观察》创刊时储安平对国民党改变一党专政的现状还有一丝幻想,毕竟当时的国民党是执政党,是中国政治的重心;那么到了1947年11月,储安平已经几乎放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并在批判国民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这一点上是与民盟立场一致的。就在民盟被迫解散前的10月25日,储安平发表了专论《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载《观察》第3卷第9期),文章明显以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姿态质问“蒲氏是否意欲把中国沦为美国的附庸”?并激烈地抨击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引起了国民党的不满。

   到了1948年7月,此时已有查封《观察》的风声,但储安平不以为意,反而在头条位置上发表《政府利刃指向<观察>》(载《观察》第4卷第20期),历数国民党对言论的管制,冒着极大风险抗议即将到来的风暴。而在头条上用如此标题,大有一不做二不休的气势。发表之后居然平安无事,直到12月24日才被查封。原因是,蒋介石认为《观察》上发表的一篇军事通讯泄露了军事机密,以致国军在淮海战役大败,于是下令查封《观察》杂志社,还逮捕了7位杂志社同仁。而此时,储安平已经北上出差,逃过一劫。(参见谢泳《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1949年储安平参加中共领导的“新政协”,后加入民盟和九三学社。

   行文至此,笔者先对本文的主题稍作归纳:

   其一,关于储安平与《观察》的立场。首先是《观察》的办刊立场,是作为同人刊物发行,提倡自由与宽容,强调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立场。《观察》上的文章作者,既有批评国民党贪污腐败的,也有抨击中共的意识形态过于唯一的。其次是储安平的政治立场。作为主办人的储安平,在办刊上立场与《观察》一致;作为撰稿人的储安平,又有自己独特的的观点。当然,一般而言,署名储安平的言论就代表《观察》的态度,其次是署名本刊特约记者的,再有就是特殊情况下的例外,如通过发表教授联名的声明来表明立场。

   可见,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高压下,储安平能纯粹地以言论政,非常不易。而且,在“言路狭窄,放言论事处处顾忌”时,储安平能坚持以批评政府为志业,以言论政无所偏倚,更为可贵。这就是“在野”的议政干政姿态,而非胡适等一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精英“亦朝亦野”的身份以及《大公报》“半官半民”的立场。

   其二,关于储安平对民盟的态度。这是一个对民盟的态度从基本认同到产生失望,再从同情惋惜到重新认可的变化过程;这是一个从与民盟互相呼应到产生分歧,再从呼吁声援到殊途同归的心路历程。但基本前提是,储安平与民盟先贤均为自由主义者,他们的基本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尤其是,当民盟被讥为中共的尾巴时,储安平却不以为然并予以支持。最终,《观察》杂志社被查封。

   接下来,笔者试图再延伸话题,谈两点看法:

   其一,因为储安平与民盟的立场基本一致,所以他与民盟先贤的关系良好。就储安平个人来说,他特别能团结当时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因而他与民盟中不少人关系密切,或师或友。

   同时,梁漱溟、张东荪、潘光旦、费孝通、吴晗等还是《观察》的撰稿人。《观察》一创刊,就连载张东荪的《中国之过去与将来》。梁漱溟虽然不在78位《观察》撰稿人名单当中,却是给《观察》写文章最多的作者之一。而且,这些给《观察》撰稿的民盟领导人,正是利用这个平台代表左倾的第三方面人士发声。

   另外一个事例是,张申府1948年10月23日在《观察》上发表了《呼吁和平》。不管张氏事后如何辩解,目前的看法都是此文“不合时宜”,毕竟中共已经从呼吁国共和平转变到将革命进行到底。但很可能民盟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内地。而且,民盟被迫解散后,滞留上海的张澜等一直坚持的是反对内战、力主和平的政治主张。不过,像张申府这样的民盟人士,更多地从知识分子的良知出发,而不是从党派利益考虑。类似的例子还有梁漱溟。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第二天《大公报》刊出梁漱溟《过去的内战责任在谁》一文,提出“过去内战的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今天好战者既已不存在,全国各方应该共谋和平统一,不要再打”。此后还分别敬告国共两党并呼吁和平,更加不合时宜。

   其二,民盟被迫解散和《观察》被查封,加速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

   首先,民盟的被迫解散使得民盟内部的分化进一步加剧。此前先后有青年党、民社党分裂出去,而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以及民革的成立,又使相当一部分民盟领导人及骨干分散精力到这些民主党派当中去。民盟的被迫解散,一方面使得那些意志(或立场)不够坚定的成员或者自动退盟、或者转而加入别的党派,另一方面使得同情甚至倾向中共的成员进一步“左倾”并最终倒向中共。

   其次,《观察》杂志社的被查封,使得以“教授派”知识分子为主的作者群失去了宝贵的舆论阵地,使得广大自由思想分子失去了客观了解时事政治、真正关注民生疾苦的公共平台,从而失去了凝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纽带。一方面,储安平和《观察》引导了相当一部分自由思想分子从中立到左倾再到倾向中共;另一方面,当储安平更加激进地抨击美国政府和国民党的腐败时,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亦朝亦野”自由思想分子已经有了不同的观点,并最终倒向国民党。甚至,早在民盟被迫解散前的1947年10月25日,储安平通过专论《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以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姿态质问“蒲氏是否意欲把中国沦为美国的附庸”?并激烈地抨击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时,胡适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他觉得蒲立德的《访华观感》写得很好,也很公平,完全赞同。此后,胡适这样“亦朝亦野”的自由思想分子会看到储安平对国民党的批评越来越激烈,从而认为最终倒向中共的储安平是在“拿自由做交易”。在新旧交替、政权更迭之际,曾经以西方民主政治为圭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因政治立场的变化从此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