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民盟从统一建国会的成立到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解散，和《新华日报》（重庆版）从1938年10月25日出版到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在时间跨度上多有重合。因此，以民盟重庆市委盟史及理论研究会编印的《〈新华日报〉民盟史料辑录》为蓝本，对民盟成立前后《新华日报》的相关报道进行分析，十分有必要。本文主要涉及1938年至1941年民盟成立前的内容，重点分析《新华日报》（重庆版）从1938年10月25日到1941年3月19日出版的相关内容。

一

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公开出版发行的第一张全国性政治机关报。1938年10月迁至重庆。

《发刊词》，《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第1版

1937年7月，周恩来等在庐山同国民党几经磋商，达成中共可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的协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很快签署批准文件，周恩来、朱德请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题写了《新华日报》报头。不久由于日军逼近南京，邵力子电告潘梓年因战局关系，令报馆撤退，迁到武汉继续筹备。1938年1月9日，报馆为创刊在普海春餐馆设宴招待武汉市党政军领导人及文化界新闻界人士，其中有沈钧儒、张西曼、张志让、邓初民、洪深、张申府、刘清扬、胡秋原等。王明、博古、董必武也出席了宴会，共五十多人。（参见《〈新华日报〉：创立起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华！》，来源：澎湃新闻∙ 私家历史）

由博古（秦邦宪）定稿的《新华日报》《发刊词》宣称：“本报愿将自己变成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团体、个人的喉舌。”《大公报》（汉口版）和《武汉日报》曾以显著位置登载《新华日报》出版的大幅广告，介绍该报的任务是“团结全国抗战力量，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发表正确救亡言论，讨论救亡实际问题，报道翔实抗战消息”。

1938年1月11日，《大公报》（汉口版）以显著位置登载《新华日报》出版的大幅广告

从创刊号开始，《新华日报》收到各党各派知名人士40多人的祝辞。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连续刊登，直到3月26日始登完毕。其中创刊号就登载了孔祥熙、白崇禧、邵力子、王宠惠等的祝辞，并公开发表感谢信称：“本报创刊伊始，荷蒙党政军领袖，社会群贤，纷赐题词，无任荣幸！兹依收到之先后，逐日制版刊载，借光篇幅。感谢之余。谨向赐词诸公致民族解放敬礼！”

沈钧儒、张申府、沙千里、邓初民、王造时、杜重远的祝辞分别刊载在1月14日、17日、23日、28日、31日和2月1日的《新华日报》上。在各党各派知名人士40多人的祝辞当中，除了国共两党以外，救国会领导人的祝辞是比较多的。

武汉失守后，《新华日报》（重庆版）于1938年10月25日出版，当天的社论是《本报移渝发刊》；26日社论是《坚持持久战！》，报头右侧是毛泽东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27日社论是《武汉撤退与我们的任务》；28日社论是《希望于第二次参政会者》，配合社论的报头右侧文字是：“全国军民对于第二次参政会的希望，不仅希望本着上次会议时团结的精神继续努力完成第二次参政会面前的任务，而且更希望本着奋斗的精神检讨上次会议的决议案实行的程度，今后应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才能使议案完满的实行。”同日的第2版既有题为《举国瞩望的参政会二次大会今晨揭幕》的报道文章，又有董必武撰写的《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的展望》。10月29日,第2版用大量篇幅报道第一天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第3版刊载《各党派参政员谈话》，分别刊登了国民党、共产党、国社党、乡建派、救国会、妇女界方面的孔庚、博古、罗隆基、梁漱溟、沈钧儒、史良等参政员的谈话。10月30日,第2版继续报道第二天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并继续刊载《各党派参政员谈话》，有第三党、青年党方面的参政员章伯钧、曾琦。由此看来，在后来组成民盟的“三党三派”中，只差没有关于中华职教社的报道。不过，同一版的《重庆各青年团体对于二次国民参政会的建议》，载有“请参政员江问渔、左舜生、董必武、罗隆基、沈钧儒、邹韬奋等先生指导”云云。

11月2日，《新华日报》（重庆版）的社论是《拥护蒋委员长告全国国民书》，配合社论的报头右侧是蒋委员长训词：“吾同胞应禀切记取我抗战开始时早已决定之一贯的方针，从而益坚其自信。所谓一贯之方针者，一曰持久抗战，二曰全面战争，三曰争取主动。”左侧文字是毛泽东题词：“我们主张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第2版刊登文章《参政会二次大会第五日决议——拥护领袖抗战到底》，并刊登各项提案的内容，大意均是拥护蒋委员长及国民政府，团结抗战、抗战到底等等。相关提案人及联署人涉及“三党三派”的有：沈钧儒、左舜生、罗文干、史良、梁漱溟、章伯钧、冷遹、王造时、张君劢、张申府、邹韬奋、陶行知、杨赓陶、罗隆基、江恒源等。

11月5日第2版刊有陶行知谈战时民众教育的报道，主张“生活为抗战，抗战即生活”。7日第2版刊发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闭会的消息，并刊登林伯渠、吴玉章、陈绍禹（王明）领衔的三大提案原文，其中的联署人有：史良、杨赓陶、章伯钧、沈钧儒、张澜、邹韬奋、陶行知、胡石青、冷遹、张申府、王造时等。

12月10日第2版刊有邹韬奋、张申府参加“一二·九”纪念会发表演讲的报道；18日第2版刊有黄炎培的《我赞成“义卖买”》和江问渔的《谈义卖运动》两篇文章；21日、25日第2版分别刊发署名本报特派员陆诒的两篇通讯《当前的战争形势》《从桂林到韶关》（陆诒时任报社编委兼采访部主任）；30日第4版刊登张申府的文章《抗战教育宣传日》。

这一时期的《新华日报》（重庆版），除了有关中共方面的报道，更大量的是对国民政府及蒋介石的报道，完全体现出全国人民拥护最高领袖及国民政府，团结抗战、抗战到底的氛围。有关“三党三派”及后来民盟领导人及成员的报道不多，且集中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期间。发表文章的更少，除该报记者陆诒外，只有黄炎培、江问渔和张申府的。

二

根据民盟重庆市委盟史及理论研究会编印的《〈新华日报〉民盟史料辑录》，进入1939年以来，《新华日报》（重庆版）共有25条涉及“三党三派”领导人及张澜的报道。其中，单独涉及救国会9条，职教社4条，青年党2条，国社党1条，第三党1条，乡建派1条，张澜2条，其他共同涉及“三党三派”领导人及张澜的报道5条。有关救国会的报道最多。另外，从具体的人士看，单独涉及黄炎培的4条，张澜的2条，李璜的2条，张申府的2条，沈钧儒、梁漱溟、章伯钧、张君劢、史良、胡愈之各1条。有关黄炎培的报道最多。进一步分析发现，这25条相关报道，主要涉及几个重要事件和活动。

第一，是汪精卫叛逃事件。1939年1月3日第2版刊发《沈钧儒等讨汪代电》载，沈钧儒、张申府、邹韬奋、胡愈之、史良等20人联名发电称汪精卫“背党叛国，通敌求和……固革命政党所不容，亦全国人民所共弃。顷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议，永远开除其党籍并撤除其一切职务……”（此电文读起来似乎像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讨汪”）1月5日，第2版刊发《黄炎培等宣言讨汪》，黄炎培、张澜、梁漱溟、冷遹、江恒源等发表反汪宣扬称“吾人……主张拥护政府，拥护领袖对敌抗战，对汪兆铭艳电曲解敌相近卫声明，主张接受，坚决反对……”

通过“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查阅得知，1月3日《新华日报》（重庆版）在头版刊发社论《拥护政府重申惩治汉奸条例的命令》，在第2版的《各方纷电声讨民族叛徒汪兆铭》专题之下刊发了《沈钧儒等讨汪代电》，接着是《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声讨汪兆铭通敌叛国》（也就是说，《〈新华日报〉民盟史料辑录》漏了辑录这条属于第三党的消息），接下来才是上海各业工会以及东北救亡总会的讨汪声明。由此，救国会、第三党与中共的亲密关系可见一斑。而民主人士以个人名义领衔的讨汪宣言，仅有1月5日第2版刊发的《黄炎培等宣言讨汪》，由此也可见当时黄炎培之影响力。

第二，是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8月下旬，对于即将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新华日报》（重庆版）陆续在第2版刊发各党派参政员的意见。8月25日，《对第四届参政会的意见 史良参政员谈话：切实优待抗战军人家属 从多方面扶持妇女团体》；26日，《对第四届参政会的意见 张申府参政员谈话：空言无益首要注意实践 要检讨过去提案是否实行》；9月2日，《对第四届参政会的意见 章伯钧参政员谈话：加强团结确定各党派法定地位 只有各党派合作才能战胜敌人 开发富源进行敌后的经济斗争》；9月3日，《对第四届参政会的意见 张澜参政员谈话：要检查历届决议究竟实行了多少 对外交政治反汪都提出精辟意见》；9月7日，《对第四届参政会的意见 黄炎培参政员谈话：加紧生产供给前线 扶持民运完成动员》；9月7日，《对第四届参政会的意见 李璜参政员谈话：合理使用人力才力建设川康 愈益精诚团结奠定民主基础》。这几位参政员的谈话，虽各自谈论的内容各异，但共同关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希望精诚团结，无论是全国上下还是各党各派；二是要检讨历届决议案究竟实行了多少。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第四届参政会”实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

9月18日，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闭幕。20日，《新华日报》（重庆版）第2版刊发《参政会四次大会圆满结束 蒋议长亲致闭幕词》，指出这次大会通过了《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并由议长指定张君劢、张澜、周炳琳、杭立武、史良、陶孟和、周览、李中襄、章士钊、黄炎培、左舜生、李璜、董必武、许孝炎、罗隆基、傅斯年、罗文干、钱端升、褚辅成等十九人为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委员，黄炎培、张君劢、周览为召集人。这次会议因而成为抗战时期推动民主宪政的重要事件。值得注意的是，成员中没有救国会的沈钧儒和第三党的章伯钧，以及乡建派的梁漱溟。

1939年9月18日，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闭幕。20日，《新华日报》（重庆版）第2版刊发《参政会四次大会圆满结束 蒋议长亲致闭幕词》

第三，是召开与宪政期成会相关的宪政座谈会及筹备成立川康建设期成会、宪政促进会。 10月2日，《新华日报》（重庆版）第2版的《参政员褚辅成等举行宪政座谈会 决组织促进宪政团体》称，参政员褚辅成、江恒源、莫德惠、张澜、章伯钧、胡石青、沈钧儒、李璜、左舜生、张君劢、张申府、王造时等十二人，在重庆市银行公会邀请各界关心宪政人士，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并拟组一种协助宪政实施的民众团体，以使宪政旨意，深入民间，以利宪政进行。10月17日第2版的《张澜勉励川人努力建设川康》称，张澜发表《建设川康川人应有的责任》，勉励川人为建设川康努力。11月18日第2版刊登《川康建设期成会首次常会已结束 参政员李璜谈开会经过》称，11月3日川康建设期成会在成都召开成立会，会期五日，国民参政会蒋议长指定邵从恩、莫德惠、褚辅成、黄炎培、李璜、张澜、林虎等七参政员为该会常务委员。并称，11月18日李璜就川康建设期成会首次常会相关情况接受记者采访。11月24日第2版《国内简讯》载，黄炎培播讲《川康建设与抗战建国前途》。12月1日第2版刊登《宪政促进会一月内正式成立 昨开首次筹备会》称，11月30日，二十五位参政员召集的宪政座谈会所推定的宪政促进会筹备会沈钧儒、董必武、钱俊瑞、史良等五十余人出席。会议由左舜生主持，讨论筹备宪政促进会。决定由八十五人中推选孔庚、张申府、董必武、秦邦宪、刘清扬、章乃器、褚辅成、沈钧儒、左舜生、李中襄、史良、曹孟君、张友渔、许宝驹、许孝炎、黄炎培、莫德惠、章伯钧、沙千里等二十五人为常务委员。期于一月中成立正式组织。

此外，一年来这25条相关报道当中，还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只刊登了救国会领导人胡愈之和张申府的文章，即3月15日第2、3版胡愈之的《日寇南进中的太平洋新形势》，11月15日第4版张申府的《纪念范老先生张郁光先生的死难》。二是1月14日第4版发表了林北丽的一封信《请教张君劢先生》，驳斥张君劢《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的信》一文，张君劢文中所述“多乖于事实”并对其“军队应属于国家，不可使军队与特殊主义发生联系”“边区政府形同割据”“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等言论予以批判。似乎中共采用此种间接方式以委婉表示不满。三是1月24日第1版《简讯》中称，留港参政员梁漱溟等，已脱险安抵粤境某地。经查，出处有误。此消息的准确可靠性，仍有待考证。

三

根据民盟重庆市委盟史及理论研究会编印的《〈新华日报〉民盟史料辑录》，1940年的《新华日报》（重庆版）共有19条涉及“三党三派”领导人的报道。其中，单独涉及救国会7条，职教社5条，青年党4条，国社党1条，第三党1条，乡建派1条，其他的报道1条。另外，从具体的人士看，单独涉及黄炎培的5条，曾琦的3条，史良的3条，沈钧儒、刘王立明、胡愈之、陶行知、张申府、左舜生、罗隆基各1条。也就是说，有关救国会和黄炎培的报道最多。这与1939年的情况大致吻合。进一步分析发现，这19条相关报道，主要涉及民主宪政、团结抗战等主题。

第一，是召开宪政座谈会、宪政演讲会及发表言论等，推动宪政运动。1940年1月15日，《新华日报》（重庆版）第2版刊发《参政员等举行第六次宪政座谈 张知本谈宪政须切合人民需要 邓初民表示只有团结才能生存》称，此次座谈，除了经常出席的召集人国民参政员孔庚、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李璜、张申府、章伯均等及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等及文化界妇女界知名人士外，并邀请了宪政起草人张知本、成都宪政座谈会发起人邓初民莅席参加。会议推选黄炎培为主席，由孔庚报告最近当局对宪政问题的态度，及对宪政运动的指示，由张知本报告宪法起草经过……在黄炎培、左舜生相继申述了对于研究宪法的方法以后，邓初民报告了成都方面的情形，谈到“在今天只有团结，才能生存”，不能以讨论宪政为名而伤害团结。随后由刘清扬报告妇女宪政运动概况。最后决定研究宪草办法由二十五位召集人在事前亲自并指定对宪政问题有研究者分别逐条研究，并参加意见后油印分发到会人作具体讨论。

1940年1月15日，《新华日报》（重庆版）第2版刊发《参政员等举行第六次宪政座谈 张知本谈宪政须切合人民需要 邓初民表示只有团结才能生存》

2月2日第4版刊发曾琦的文章《实行宪政之时期与国民大会之性质》，分析厘清了目前对实行宪政与国民大会的三点疑虑，一是人民程度不足说；二是训政工作未完说；三是军事时期不宜说。2月3日第2版《国内简讯》载，重庆各妇女团体第十六次谈话会，在求精中学大礼堂举行宪政讲演会，邀请参政员左舜生先生讲演宪政运动史。4月5日第2版刊登对曾琦的采访报道，题为《曾琦先生谈话 必须给人民以民生 才是真正实行宪政》。

第二，有关妇女团体的活动及对妇女运动的看法。3月31日第2版的《史良先生谈 妇女竞选运动 应建立群众基础上才算民主》载，国民大会妇女竞选会成立大会即将召开，史良就此接受记者采访，她谈到：“本人认为妇女竞选，本是个广泛的宪政教育运动，必须有各界妇女参加，才不失民主的真意……妇女竞选运动，必须建立在群众基础之上，才是真正民主的表现，否则只由少数人参加，结果无异于闭塞了妇女解放运动之门”。或者说，整个妇女运动就是妇女解放运动，同时也是民主运动、宪政教育运动，因而才有以上关于重庆各妇女团体举行宪政讲演会，邀请左舜生讲演宪政运动史的报道。相应地，4月7日第2版的《渝市各妇女团体昨招待女参政员 史良先生等均有精彩报告 邓颖超同志指陈当前急务 应加紧团结展开反汪斗争》，报道了重庆各妇女团体招待邓颖超、史良等八位女参政员，并请他们谈谈参政会有关情况。其中史良在讲话中报告了在宪政期成会里争得的东西，一是关于人民的权利与义务部分，期成会准许在记录中记上附记，即附上史良所提出的妇女应与男子在法律上、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享有同等权利。二是关于国民大会妇女代表问题，宪政期成会已通过。三是关于宪草第一百二十四条，也在记录上加附记。同时史良也一并报告了她在参政会中的两个提案，一是请政府规定各妇女团体的经费，二是请政府通令各机关不得禁用女性职员。7月4日第2版的《史良先生谈三年抗战妇运》称，史良接受记者采访时谈了全面抗战以来三年的妇女运动。

第三，有关团结抗战的主张。据4月5日第2版的《黄炎培先生谈 团结为胜利之枢纽》载，黄炎培就“如何加强团结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接受记者采访，他谈到：“我一直认为，我们抗战之为胜为败，都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大家努力，则胜利确有把握，但绝对糊涂不得。一大意就有失败的危险，因为我们该知道失败的危险并不是不存在的。至于就这次参政会而言，则到会的人特别多，可说是团结的气象很好。”第二天，即4月6日第2版《刘王立明先生谈 枪口要对敌别打自己人 团结问题应予以适当解决》载，刘王立明就参政会所提议案及对团结抗战等问题接受记者采访，她认为本次参政会所讨论各项问题，其最重要者为团结与物价问题。她说，如本次参政会中此两问题不能适当解决，则毋宁谓参政会已告失败。4月10日第2版发表《陶行知先生谈话：抗战必须精诚团结停止摩擦 敌伪要我们干的我们偏不干》载，陶行知认为中国今天有三件大事：第一是抗战到底，第二是精诚团结，第三是实行民主的宪政。但这三件事是相连环的，要做到这三件事，必需是参政会及全国同胞共同努力才能完成。陶行知还说，目前必须要立即停止摩擦，并提议要社会上进步人士、德高望重的参政员来调解这问题。

第四，有关对抗战三年来的意见及对时局的主张。7月4日第2版发表《沈钧儒先生谈当前抗战内政外交 实行宪政给人民真正民主权利 争取胜利要进步团结自力更生》载，“七七”三周年沈钧儒接受记者采访，发表对抗战三年来的感想和意见，涉及兵役问题、团结问题、外交路线问题等。在谈及团结问题时，他希望在本年年底的国民大会上能通过宪法实行宪政，真正的给予人民以民主权利，当然举行宪政是奠定建国一切的基础，而党派问题也就可以得到和平妥善解决，而整个团结也就可以不成问题了。他所关心的宪政及团结问题，也是上述曾琦、黄炎培、陶行知等民主人士的相关言论所关注的话题。11月4日第2版发表《黄炎培先生演讲 严防敌诱降阴谋 日寇大举撤兵系“和平攻势” 我应求进步坚持抗战到底》载，中华职教社星期讲座由黄炎培主讲，题为《我对于抗战的透视》。他分析了抗战趋势，并指出，只要努力自求进步，坚持抗战到底，我们的前途是乐观的。11月16日第2版刊登曾琦对时局的访谈文章《曾琦先生力主 坚持抗战到底 勿予敌人以喘息的机会 日寇南进我应乘机反攻》，他谈到“要言不烦”，力主坚持抗战到底，勿予南进之敌以喘息的机会。11月22日第2版刊登罗隆基对时局的访谈文章《曾琦先生谈时局 坚持团结抗战 日寇企图南进我应特别警觉 乘机反攻再接再厉争取胜利》，观点和黄炎培、曾琦的类似。

四

1941年1月1日至3月19日的《新华日报》（重庆版）共有7条涉及“三党三派”领导人的报道。除了3月14日第1版《黄炎培今向沪播讲》是一条黄炎培对沪广播介绍本届国民参政会观感的简讯外，其他的均为“三党三派”领导人为纪念《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而发表的文章，其中涉及救国会4条，职教社1条，第三党1条。另外，从具体的人士看，单独涉及黄炎培的2条，沈钧儒、史良、张申府、刘清扬、章伯钧各1条。也就是说，有关救国会和黄炎培的报道最多，这与1939年、1940年的情况吻合。

而且，从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到1938年10月25 日《新华日报》（重庆版）出版，再到1941年3月19日民盟成立前的这一段时期，《新华日报》确实“愿将自己变成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团体、个人的喉舌”，并践行“团结全国抗战力量，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发表正确救亡言论，讨论救亡实际问题，报道翔实抗战消息”的承诺，这一点在报道“三党三派”领导人及其他民主人士（如张澜等）的言论中表现得非常充分。同时，这一时期的“三党三派”领导人共同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团结抗战、抗战到底及开展民主宪政运动。我们稍作归纳并作进一步分析：

第一，以“三党三派”为代表的中间党派利用国民参政会这一政治舞台，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

1938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和召开了国民参政会。主张团结抗战的各党派和民主人士对国民党和国民参政会及以厚望，希望国民参政会成为代行民意的机关。《新华日报》（重庆版）尤其重视对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二次会议和四次会议的报道。《新华日报》（重庆版）于1938年10月25日出版，28日起就开始用大量篇幅报道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并连续刊载《各党派参政员谈话》，直至11月2日第2版刊登文章《参政会二次大会第五日决议——拥护领袖抗战到底》，并刊登各项提案的内容，大意均是拥护蒋委员长及国民政府，团结抗战、抗战到底等等。

可是这个希望很快就落空了。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这种形势下，各党派纷纷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并得到了中共的支持和鼓励。1939年9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新华日报》（重庆版）在会议召开之前的8月下旬起，就陆续在第2版刊发各党派参政员的意见。9月18日，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闭幕。20日，《新华日报》（重庆版）第2版刊发《参政会四次大会圆满结束 蒋议长亲致闭幕词》，指出这次大会通过了《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并由议长指定参政员若干人组成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案。这次会议的胜利闭幕，既表明民主势力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也标志着“三党三派”领导的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掀开了序幕。

第二，以“三党三派”为代表的中间党派在中共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下，一面利用宪政促进会这个活动平台积极推进宪政运动，一面筹建统一建国同志会。

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闭幕后，《新华日报》（重庆版）积极报道“三党三派”及民主人士召开与宪政期成会相关的宪政座谈会及筹备成立川康建设期成会、宪政促进会。首先是报道“三党三派”领导人召开宪政座谈会、宪政演讲会及发表言论等，推动宪政运动；其次是发表“三党三派”领导人有关团结抗战的主张，以及对抗战三年来的意见和对时局的主张。在推动民主宪政运动，主张精诚团结、抗战到底的同时，他们也非常关注党派问题。尤其是陶行知还特别针对国共两党之间不断爆发的摩擦强调，目前必须要立即停止摩擦，并提议要社会上进步人士、德高望重的参政员来调解这问题。而这也正是梁漱溟长期关注并身体力行之问题。

《新华日报》（重庆版）1939年1月24日在第1版《简讯》中称，留港参政员梁漱溟等，已脱险安抵粤境某地。此消息来源有误。经查阅《梁漱溟》（阎秉华、李渊庭编著，梁漱溟亲修，群言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得知，1939年1月梁漱溟作为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一直在重庆，2月2日才自重庆启程，经西安去游击区巡视。他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了解国共两党的关系是如何由好转坏的，并试图寻求解决之道。而在此之前的1938年1月，梁漱溟就有了延安之行，“访延安以求进一步团结”。他说：“1938年访问延安，这是我奔走国内团结的开始。”

1938年3月初，梁漱溟从外地回到武汉，当时蒋介石正为将全国各党派合为一党的提议遭到中共的拒绝而恼怒，梁漱溟关于解决党派问题的建议无法提出。直到12月底，梁漱溟才根据自己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及延安之行的收获，提出一个根本解决党派问题的方案。但究竟可行与否，他需要去敌后游击区考察，于是有了1939年1月的巡视。从敌后游击区回来以后，他便致力于将第三方面组织起来以期发生更大的作用，这就是筹备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

可惜的是，这一时期的《新华日报》（重庆版）并没有相关报道。1939年11月23日，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青年会召开了成立大会，但该报11月24日第2版只在《国内简讯》报道了黄炎培播讲《川康建设与抗战建国前途》的消息。不仅如此，有关梁漱溟的报道只有一条（除了那条消息有误的简讯以外）。同样的，有关张君劢的报道也只有一篇负面文章，即1939年1月14日第4版发表了林北丽的一封信《请教张君劢先生》，驳斥张君劢《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的信》一文。在此之前，张君劢在国社党的刊物《再生》上发表了《一封公开给毛泽东先生的信》。据《但愿世界会更好——我的父亲梁漱溟》（梁培恕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9月第1版）披露，此文一出，“党派问题遂为一时所热烈讨论”。时论纷纭，又牵起梁漱溟的宿怀。一年前的延安之行，梁漱溟和毛泽东讨论的党派问题并没有结果，而张君劢抱着同样的心态给毛泽东提出了建议——全国只一个军事系统、一个政府系统，岂非国家之福？梁漱溟同样也有自己的解决方案，那就是组成一个党派联合体，并组成“无色透明”的政府。只可惜，张和梁的建议时机尚未成熟，张被《新华日报》委婉批评，梁寄给《大公报》的文章送审时被国民党扣发。一切均需要等到政协会议的召开。

第三，以“三党三派”为代表的中间党派所发起的民主宪政运动，既是主张精诚团结、抗战到底的救亡图存运动，也是要求自由民主、实施宪政的思想启蒙运动。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自新文化运动始，中国开启了一场思想启蒙运动。然而，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中断了这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国的社会思潮从此走入由一个政治力量主导方向的进程。但实际上，五四运动本就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救亡”同“启蒙”不仅并不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到了抗战时期，也并非就是“救亡压倒启蒙”。

1940年2月2日第4版刊发曾琦的文章《实行宪政之时期与国民大会之性质》

从上述《新华日报》（重庆版）对“三党三派”领导人及其他民主人士的相关报道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关注的主要就是两大问题：一是精诚团结、抗战到底，二是实施民主宪政。黄炎培、沈钧儒、曾琦、陶行知、史良等民主人士均有相关言论。尤其是曾琦的《实行宪政之时期与国民大会之性质》，有针对性地驳斥了抗战时期不宜实行民主宪政的错误言论。第三方面对团结抗战、民主宪政的呼吁，也得到了国共两党的积极回应。这两个革命党，一个是实行训政、试图维持一党专政的国民党，一个是主张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此时也需要顺应时代潮流，在保持革命党本色的同时增加民主的色彩，强调宪政的重要。

抗战期间的两大主题就是“救亡图存”和“民主宪政”。“三党三派”领导人及其他民主人士对民主宪政的不懈追求，是对“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赓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