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季羡林在《观察》第4卷第13期上发表了《忠告民社党和青年党》一文，文章末尾对民青两党提出了忠告：“我对民社党和青年党从来没怀过什么希望。倘若他们自己对自己还怀着希望的话，那么就应该走出国民政府、立法院和其他一切大小衙门，走向民间去。”这篇文章收录于《季羡林全集（第7卷）》，也收录于《<观察>文选》，是他早年十分罕见的一篇政治评论文章。

一

季羡林著《牛棚杂忆》

根据《季羡林自传》（参见《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所载，季羡林于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官庄。结合《季羡林自传》及其他回忆文章，我们知道，1946年季羡林回国后，经由他的老师陈寅恪介绍，赴北大任职副教授，不久获胡适提拔，被破格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还创建了东方语言系并担任系主任。回国后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季羡林基本上专注于教学与学术。他潜心于印度古代语言的研究，将印度中世语言变化规律的研究与印度佛教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并着手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他写下了《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儒林外史〉取材的来源》《从中印文化关系谈到中国梵文的研究》《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等一系列著作。给外人的印象是：他几乎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学者，既为人谦和，生活朴素；又实事求是，治学严谨。

为了更好地讨论他的《忠告民社党和青年党》一文，我们还需要明白以下几点：

其一，青少年时期的季羡林就曾受到良师的教导，不但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高了文学修养，还受到了爱国主义情操的熏陶，后来参加了学生请愿运动。他在《自传》中写道：“一九二九年，我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在我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阶段。……胡（也频）先生不遗余力地宣传现代文艺，也就是普罗文学。我也迷离模糊，读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我曾写过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大概是东抄西抄，勉强成篇。不意竟受到胡先生垂青，想在他筹办的杂志上发表。不幸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仓促逃往上海，不久遇难。”季羡林提到的‌胡也频当时是由于鼓动学生进行革命而被省政府通缉，他返回上海后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受到‌胡也频影响的季羡林，此时已经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少年郎。

季羡林回忆在清华读书时写道：“在那时候，我们国家民族正处在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清华园不可能成为世外桃源。但是园子内的生活始终是生气勃勃的，充满了活力的。民主的气氛，科学的传统，始终占着主导的地位”（参见季羡林《清华颂》，《季羡林散文全集（二）》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年2月第1 版）“九·一八”后，季羡林参加了清华学生卧轨绝食，到南京去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不过总体而言，季羡林并没有参与到清华学生内部国共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中，他“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不介入，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参见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华艺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

其二，当时国内正在上演国民大会闹剧，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等互相勾结又互相争权夺利。季羡林从德国留学归来后，面对国内政局混乱，烽火遍地，物价飞涨，经济拮据的局面，感受到校园气氛紧张，师生惶惑不安，此时的他再也无法心无旁骛地安坐于书斋里。他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中回忆道：“此时的时局却是异常恶劣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剥掉自己的一切画皮，贪污成性，贿赂公行，大搞‘五子登科’，接收大员满天飞，‘法币’天天贬值，搞了一套银元券、金元券之类的花样，毫无用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学教授也不例外。手中领到的工资，一个小时以后，就能贬值。大家纷纷换银元，换美元，用时再换成法币。每当手中攥上几个大头时，心里便暖乎乎的，仿佛得到了安全感。在学生中，新旧势力的斗争异常激烈。……我住在红楼，有几次也受到了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纠集的天桥流氓等闯进来捣乱的威胁。我们在夜里用桌椅封锁了楼口，严阵以待，闹得人心惶惶，我们觉得又可恨，又可笑。”‌‌

其三，此时的季羡林还没有加入民盟，他是以一个有良知的无党派知识分子的身份发表评论。此时的他，虽然“是一个谨小慎微,性格内向的人”，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前面，我会一反谨小慎微的本性，挺身而出，完全不计个人利害。”（参见季羡林《病榻杂记》，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第1版）究其因，“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爱国主义的传统是源远流长的，根深蒂固的。”

二

季羡林的《忠告民社党和青年党》，收录于《<观察>文选》

季羡林的《忠告民社党和青年党》一文，既不同于他的学术随笔的简洁清雅、干净流畅，也有别于他的小品散文的平实自然、质朴真切，这是一篇语言风趣幽默、描写惟妙惟肖、风格辛辣犀利的政论文章，是对他自称为“中间偏左的逍遥派”的最好注脚。

首先，文章开宗明义指出国民大会就是一场“离奇古怪的笑剧”，而“最精彩的几幕”，“不能不归功于民青两党”。这就把民青两党在闹剧当中的重要作用“点题”了——虽是配角，却是笑剧当中不可或缺的小丑角色；虽是“花瓶”，却并非可有可无的摆设，而是用在野党身份待价而沽、讨价还价的对手。民青两党先是用抬棺材进会场、白天表演绝食、扬言跳江自杀等把戏争国大代表名额，接着“同国民党争府委、争部长，争立法委员，争地方政府官吏，只要有利可图，无一而不争。‌‌‌”这就好比两位姨太太在大老爷面前撒娇撒痴甚至寻死觅活、投河上吊，而大老爷则软硬兼施让她们尝到一点甜头之后，“也就嫣然破涕一笑，又到大老爷怀里去了”。

当然，民青两党能够争权夺利的前提是国民党施舍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利。也就是说，无论国大代表、立法委员，还是国府委员、政府部长，都是可以在幕后交易、事先分配好了的。因此作者才惊讶道：“我不懂政治学，不知道在外国召开像国民大会这一类会议的时候是否也可以由一党或几党来分配代表的名额；但在中国，这次开国民大会的时候却确实是这样。”这样的话语真是一针见血。因为在一般老百姓看来，这确实是值得诟病的。不过此事说来话长，要追溯到1946年政协会议上关于旧国大代表的资格问题的争论，牵涉到中共、民盟最初坚持认定旧国大代表资格无效以及最终对国民党作出适当让步的妥协问题，在此不再赘言。但作者有意无意间也点醒了局外人，此事的始作俑者是国民党。

其次，文章认为，“民社党和青年党也许有他们自己的苦衷”，但归根结底是自作自受。因为，他们自己也很清楚，“国民党之所以请他们参加政府完全想利用他们做配角来演一出喜剧”。国民党当然不能唱“民主”的独角戏，而别的党（中共和民盟）又不愿意参加，“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民社党和青年党毛遂自荐，正如了国民党的意”。但问题是，民社党和青年党并没有老老实实地扮演配角，还超额完成任务演起丑角来了，而且也没有老老实实地演丑角，反倒是一本正经、假模假式地演，“就不但不能让人发笑，只能让人作呕了”。也就是说，民青两党“既要当婊子，还想立牌坊”。

民青两党除了上述抬棺、绝食、跳江等种种表演，还让“自己的亲戚，亲戚的亲戚都成了国大代表。青年党某要人的两位女公子也都‘被’选为国大代表”。于是“国大花絮”里就有了“两位姊妹花”如何在会场里一起低声谈家常、织毛衣的“温馨场面”。但也就仅限于此，民青两党更多地是干着与国民党既互相争权夺利又互相搭台补台的勾当。作者不由感慨：“我一想到这两党同国民党交涉、谈判、讨价、还价的情形，浑身就有说不出的难过。”“这样的情形，我们看了只能作呕，而且表演的次数愈多，表演得愈精彩入神，催吐的程度也就愈大。”沦落到如此地步，真是咎由自取。

再次，文章通过回顾民青两党不断变换立场的历史，分析两党的党纲（政纲），得出的结论是：民青两党越来越让人鄙视。一方面，民青两党成立以来，“左倒右倒，今天同这个军阀合作，明天同那个军阀合作，这历史能算光荣吗？”而且，民青两党不走基层路线，普通老百姓基本见不到他们的党员。“我到现在还没有遇到一个真正的民社党或青年党员，我只在报纸上读到过。多少年来活动的只是那几个要人。他们活动的目的也并不是争取党员，而是猎获高官。”另一方面，民青两党的党纲（政纲）一个“空疏不得要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或者啼笑全非”。国社党在成立之初，党纲就是标榜国家主义，同时提出一套名为“修正的民主政治”的主张，包括建立一种在原则上完全合乎民主政治精神的政治制度；调和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实行“混合经济”；反对阶级斗争，主张渐进式改良。而后国社党与民宪党合并后改为民社党，其政治主张为：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拥护政协决议，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共产党停止军事行动。应该说并不空泛。但作者说民社党的党纲“空疏不得要领”，恰好说明民社党并没有能够好好地向普通老百姓进行宣传。而青年党二十多年来能够代表其党纲（政纲）的口号一直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不禁让人迷惑：“究竟谁是国贼，谁是强权？”或者说，这里面的“国贼”和“强权”可以随时用XY代替。不过，就算是这样滑稽的口号，青年党现在也不宣传了。而民社党什么口号都没有，也无从宣传起。估计是既然已经做上官了，也就没有再宣传党纲的必要了。

最后，文章给民青两党的忠告是：“倘若他们自己对自己还怀着希望的话，那么就应该走出国民政府、立法院和其他一切大小衙门，走向民间去。”提出这样的忠告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的：

其一，虽然国民党的救星山姆大叔是这场“民主”闹剧的后台老板，但是事到如今也看不下去了。因为正是山姆大叔硬逼着国民党出来主导“民主”这一幕剧，否则就不给钱。而国民党以导演和主角的身份出场后，就需要民青两党作为配角一起唱戏给老板看。只可惜民青两党不仅尽力地做配角，还卖命地演丑角，演得有些过了。“他们没有想到，也根本不愿意去想，山姆大叔现在已经有点看穿了这出戏的后台，有点不大感兴趣了。”

其二，作者对国民党早已失望了，所以也懒得给国民党什么忠告。因为“国民党弄到今天这样地步，眼看众叛亲离，烽火遍地，一不小心，就会有全盘垮台的危险。”虽说“对民社党和青年党从来没怀过什么希望”，但是既然不抱希望也就不会失望，现在倒不妨给民青两党一点忠告，就权当是“死马当做活马医”。

其三，作者对民青两党提出忠告的前提是，民社党和青年党“自己对自己还怀着希望”才行，这样才能“知耻而后勇”，才能为了真正落实他们“反对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的主张，走基层路线深入民众中间进行宣传和动员，换言之，“走出国民政府、立法院和其他一切大小衙门，走向民间去。”

由此可见，作者对民青两党实际上是“哀其软弱，怒其功利”。毕竟，之前一想到他们的种种丑态“就有说不出的难过”。

三

问题是，对民社党和青年党的忠告，一来是否切合实际？二来民青两党是否愿意接受，是否能够做到？

有观点认为，当时《观察》上发表的各种时论文章大多是“纸上谈兵”——“那些文章，是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高水准吧，但以后来人看，这些代表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没有抓住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也没有给出切实的解决方案。书生论政，专家献策，多是纸上谈兵，或者就事论事，批评是有力的，但视野太狭隘，而其思想、对策无法落实到社会实践中。那时能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而切实解决了中国根本问题的，是中共。进一步说，因为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他们终究没有力量。”（参见望山《有心但不完善的文选——<观察文选>书评》，来源：豆瓣读书）这话虽有一定道理，但如果以偏概全，就有些武断了。实际上，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之所以解决不了问题，关键在于国民党顽固势力及其既得利益集团不肯放弃一党专政的垄断地位。当时中共提出、民盟积极响应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以及后来中共及民盟共同坚持的维护政协会议成果的立场，实际上都是最能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也是符合第三条道路主张的。书生论政，也有其可取之处。

具体到季羡林的这篇“忠告”，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虽说此文通篇似乎都是在描绘和讥讽民青两党以在野党的身份做出的种种丑态，表演的种种嘴脸。但一来不如此不足以警醒两党，本身也是一种忠告；二来通过这样铺垫，才有文末的忠告作为“豹尾”。

具体说来，提出忠告的理由是：其一，你们民青两党一直以来立场摇摆不定，忽左忽右；其二，你们的党纲（政纲）或“空疏不得要领”，或几十年“以不变应万变”，而且不深入基层，让老百姓在糊涂之余，哭笑不得或啼笑皆非；其三，你们是说一套、做一套，嘴上说的漂亮话，实际上是在争权夺利；其四，你们的国大代表要“代表”老百姓选举国家领导人，立法委员要参与国家法律的制定，尤其是成为政府官员的还要承担着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使命，应该秉持公平、公正和廉洁的原则。所以，应当“走向民间”。

作为“中间偏左的逍遥派”的作者，想必对中共在这方面的经验和做法略知一二，因此才给标榜“中间党派”的民青两党以忠告，以提醒他们不忘追求民主政治的初心。但是，走向民间的忠告，民青两党恐难接受、也很难做到；就算民盟没有被迫解散，也很难做到；真正能够做到的只有中共。因为，当时的中间党派无论组织发展还是斗争策略都是走精英路线。从这个角度看，这样的忠告似乎要求太高了。倒是蒋介石想学中共的做法。

据《蒋中正日记（民国三十四年）》（抗战历史文献研究会编 ）首页披露，蒋介石在1945年所列的大事表中的第十七大点写道：“以党之组织力量贯彻党之政策，以党之组织力量巩固其核心，以局部之民主作风团结其内部与社会，以党政力量控置（制）制社会，获得军事在空间之活动自由。以此为基础，将其后退消耗战术与集中打击战术相结合而灵活运用之。（此中共现阶段之作风也）”只可惜，蒋介石也只能是“纸上谈兵”罢了。

季羡林的《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但作者忠告的对象是民青两党，而不是已经病入膏肓的国民党。实际上，当时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已经普遍对国民党的统治感到失望了。季羡林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一文中就写道：“实际上，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而这样一批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超然于党争之外。同时，他们需要说话、应当发声，也有这样的平台，那就是如《观察》周刊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同人刊物。1947年储安平在邀请胡适担任《观察》撰稿人的第一封约稿信中这样写道：“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居中而稍偏左者，我们吸收；居中而稍偏右者，我们也吸收，而这个刊物的本身，确是居中。”（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卷，中华书局1979年，香港）《观察》周刊初期虽想仿效《大公报》“不偏不倚”的言论立场，不过客观效果却是属于“中间偏左”的刊物。终究是“形势比人强”，最终因成为激烈抨击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的“左倾”刊物而被迫停刊。

《观察》周刊在以储安平为首、背后有一批怀有理想主义精神的自由知识分子撰稿人的支撑下，甫一创刊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费孝通后来回忆说：“《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而作为《观察》周刊的作者，季羡林肯定也是其热心读者。由于受时局影响，加之受到《观察》所刊政论文章的激励，季羡林在《观察》第1至第4卷发表《谈翻译》《西化问题的侧面观》《论先行的留学政策》《论聘外国教授》等学术随笔之后，一反常态地撰写了《忠告民社党和青年党》一文，打破了外人对其书斋式学者的刻板印象。

说到书斋式学者，陈寅恪应该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但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中说：“寅恪先生绝不是一个‘闭口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寅恪先生并不反对共产主义，他反对的仅是苏联牌的共产主义。……至于他对国民党的态度，最明显地表现在他对蒋介石的态度上。”接着引吴宓对陈寅恪诗句“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的解释：“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参见《季羡林散文全集（三）》，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年2月第1 版）而陈寅恪当时就公开对学潮发表看法：“罢课既经决定，即须遵守，一致行动。”（参见《观察》第2卷第14期）；他还和朱自清等其他著名教授联名发起批评政府不能保障人权的“宣言”。（参见《观察》第2卷第2期）

退而言之，纵然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式学者，后人也不应该以“公共道义”去苛责之。因为在特殊历史环境下，沉默自保是大多数读书人的生存选择，不能用后世的理想标准苛求前人。更何况，后人的为人处世原则也未见得比前人高明。

其实，除了参与现实政治的直接方式，关注社会还有间接的方式。无论如何，坚持独立立场关注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在自己的专业尽职尽责，同时在内心坚守自己的立场和底线。而书斋式学者虽不选择公开抗争的表达方式，但往往在其作品中通过文本不经意地表露出社会、文化方面的道义关怀。家国情怀其实一直是有良知的中国读书人的底色。正如季羡林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中所说的：“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证明，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这最后一点，是由中国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参见《季羡林散文全集（三）》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年2月第1 版）这既是季羡林对几千年来中国的读书人群体的总结，也是他自证心迹的心声。

这样一种关心时事政治的爱国情怀，也通过文末落款处的一段文字表露出来：“民国三十七年五月九日写于北大，外面正有日蚀，太阳被罗睺吃进去了一半，天地变色。”这既有对即将到来的翻天覆地新变化的期许和憧憬，似乎也包含着对随之而来的变幻莫测政治风云的一丝隐忧和忐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