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40年代是费孝通学术生命的一个高峰期，他的学术活动更多地是从认清具体事实出发解决具体问题，目的是为了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以便改造社会；那么，1940年代也是费孝通从相对纯粹的学者转变为著名的民主教授的时期，是他写了许多政论、时评文章的高产期，目的同样也是认识中国社会以便推动社会进步。其中，尤以在《观察》周刊上发表的文章及以《观察》丛书方式出版的著作影响较大。而且，费孝通是在《观察》（包括复刊之后）上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位作者。

一

1944年，费孝通从美国回到云南大学后不久，在他的老师西南联大教授潘光旦的介绍下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投身于民主爱国运动，并促使他转变为一位著名的民主教授，这也就是他所说的“政治生命的新起点”或者“政治上的启蒙”。[ 笔者注：中国民主同盟网站（http://www.mmzy.org.cn上首页 > 盟员风采 > 民盟先贤下的“费孝通”版面注明其“1944年加入民盟”，而在“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专题中的纪念文章分别有“1944年秋加入民盟”“1945年加入民盟”的不同说法。]

当时，学生运动的中心已经从全面抗战前的北京转移到了昆明。一是因为北方的几所大学（尤其是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和南开有运动的传统）都到了昆明，二是因为有龙云的地方势力，国民党的直接统治受到了影响。尤其是1945年的“一二·一”运动，变成了席卷全国的运动。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几所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大举行时事晚会，吴晗、周新民、闻一多到场，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教授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作了讲演。面对政府当局在晚会进行当中，采取掐断电线、鸣枪、放炮等方式的试图阻挠，费孝通高呼：“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

几天后，昆明发生流血惨案，引发了“一二·一”学生运动。费孝通等人以民盟支部名义举行招待会，向社会各界公开揭露当局的暴行，他担任主编的《时代评论》还出版了悼念死难者的专辑。这时候的费孝通是一个振臂高呼的民主斗士。但真正触动他内心深处的关键节点，是“李闻事件”的发生。

费孝通曾经说过一番话，大意是：三十年代我应该死而没有死，四十年代人家要我死而没有死，六十年代我想死而没有死。费孝通的原话是这样对美国学者巴博特说的：“第一次我应该死在瑶山，那次极少有机会活着出来，碰巧有人发现了我，背我离开绝境。我应该死而未死。”“第二次在昆明，国民党打算杀害我，想不到有位朋友来把我从特务的枪口救了出来。有人要我死而我没有死。”费孝通接着说第三次：“‘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不认为我应再活下去。我考虑过自杀但没有去做。”其中，第二次就是指在昆明期间与“李闻事件”相关的领事馆避难事件。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被刺后送到了云南大学医院。据当时西南联大学生何兆武在《我经历的西南联大民主运动》回忆：云南大学的尚钺先生来了，哭得很伤心，边哭边说：“一多，一多，何必呢？”何兆武说当时不知道尚钺是指“你何必从事民主运动”呢？还是“你何必把生命都付出来”呢。但1944年秋入盟的尚钺说的肯定不是前者，他的惋惜应该也是费孝通等民主教授的反思。大学校园毕竟不是政治舞台，教授们不应该把全部或者绝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政治斗争上。而且，参加民主运动的方式不一定非要冲锋陷阵，也可以通过上课、讲演等活动，宣扬民主和进步思想；或是通过写政论文章，针砭时弊，揭露当局的专制、腐败。

当天晚上，据说此前也被列入暗杀名单的费孝通与张奚若、潘光旦、潘大逵、楚图南、冯素陶、尚钺等人被接到昆明美国领事馆避难。第二天，社会上就知道了“九教授领事馆避难事件”。惊魂未定的费孝通在《这是什么世界》一文中写到：“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人类全部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这种事。我们如今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这质问中既有惶恐，更多的则是愤慨。8月，费孝通被迫离开昆明。

恰恰就在费孝通离开昆明的8月，他的《民主•宪法•人权》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这本小册子以讲故事的方式介绍民主思想的内涵，谈论民主政治的基本认识。全书以民国社会为背景，通过夫妻对话、保姆遭遇等生活化场景，结合美英德法等国宪政案例，探讨国家权力分配、宪法精神与公民权利关系。该书被潘光旦评价为“高小学生可读，民主国家官吏不可不读”的公民读本，既反映了费孝通这一时期对民主宪政的主张和要求，也寄托着启蒙中国民众的殷切希望，更勾勒了对未来民主中国的构想。

（图为《初访美国》，1946年5月由生活书店发行，此为1947年1月再版封面；《民主·宪法·人权》，1946年由生活书店发行；《美国人的性格》，1947年12月由生活书店发行。）

但“李闻事件”却给未来民主中国的愿景蒙上了阴影。9月1日储安平在上海创办《观察》周刊，他在创刊号上专门针对“李闻事件”刊发了由本刊特约记者组稿的《李闻之死》《沉默中的潘光旦·费孝通》，并在封面撰稿人名单上赫然列出“潘光旦、费孝通”二人名字。《观察》（第1卷第2期）继《沉默中的潘光旦·费孝通》发表之后，刊发了潘光旦的《人的控制与物的控制》，以示之前受“李闻事件”牵连的潘光旦不再沉默。

不过，离开昆明后的费孝通并不像老师潘光旦那样立即在《观察》上发表文章。所谓“他给当时著名的《观察》等杂志写文章，给民盟云南省机关刊物《民主周刊》写时评，1945年创办并主编《时代评论》”（参见徐萍《第二故乡新起点，魁阁精神励后人——费孝通在云南的青春岁月》，来源：吴江盟员之家微信公众号），似乎给人的印象是费孝通在离开云南之前就给《观察》投稿了，其实不然。据费孝通回忆：“我从英国回来到北京，储安平是潘光旦的学生，他去找潘光旦要办《观察》杂志，潘光旦说找费孝通吧。这样他来找我。我那时有《大公报》，还有我哥哥费清办的《中国建设》，我有两个杂志咧。本来是一报一刊，这样就一报两刊，加一个《观察》。”（参见《费孝通先生访谈录》，《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版）虽然储安平与费孝通同乡同龄且同样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背景，甚至1936年费孝通与储安平分别去英国乘坐的都是同一艘意国邮船——“干德华地号”(Conte Verde)，但“一见如故”则是费孝通1947年回国之后的事情了。

二

1947年2月，费孝通回国后便到清华任教。5月在《观察》上发表文章，从第一篇《没有安排好的道路》（《观察》第2卷第10期）到《负了气的出门》（《观察》第2卷第22期），费孝通在《观察》第2卷上共发表10篇文章，时间跨度是1947年5月至8月。除了第一篇《没有安排好的道路》是应邀在《观察》上发表文章的引子，其他各篇都和美国有关。并且，除了时评《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看法》之外，其他8篇随笔均收录入结集出版的《美国人的性格》（生活书店1947年12月出版）。

首先说说费孝通在《观察》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没有安排好的道路》。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篇情绪低落、对前途悲观失望的文章。文章指出：一是现在的我们（代表中老年人）和大学生（代表青年人）有巨大的代沟；二是我们并没有给下一代的青年人安排好未来的道路。可以对比一下。从纵向看，从前的我们上大学时，可以专心地为知识而读书，并不需要关心毕业之后的出路，因为我们的前途是有保证的；但是现在的青年人看不到毕业后的出路。从横向看，英国的复兴是很稳的，人们知道现在应当做什么，做了会有什么结果，也就是说，普通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对未来有稳定的预期；但是现在中国的青年人看不到毕业后的出路。造成这巨大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呢？费孝通没有说，也不需要说，大家心知肚明现在的社会状况，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储安平语）加上经济接近崩溃、民不聊生，青年人当然看不到出路。

这本是储安平的约稿，希望自认为“五四之子”的费孝通在《观察》“五四”号（第2卷第10期）上发表关于青年思想问题的意见。但费孝通却指出不是现在的青年思想有问题，而是我们有问题（不理解青年，同时没有能力安排他们的出路），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有问题。那么，“‘五四’的一代是否已经死了？我实在不敢回答”。费孝通用“不敢回答”来发出呼吁，并且用“不着一字”的方式来批评当局对学生运动的污蔑（“现在的青年人走上了邪道了，着了魔了”）。这真是别出心裁的时评文章。

相对而言，《观察》（第2卷第10期）上同时发表的王芸生、吴世昌纪念“五四”的文章更加尖锐。王芸生担任《大公报》总编辑期间，几乎年年纪念“五四”，《大公报》遂成为中间派或自由人士纪念“五四”的一块舆论阵地。1947年是纪念五四运动28周年，他不仅特辟纪念专辑，还在《观察》上发表了《五四重新使我感到不安》。王芸生1947年2月曾作为中国访日记者团成员，赴日本当地采访。在文中王芸生痛感：“日本作为战败国，但国内实际情况远比民国有秩序、有活力；且麦克阿瑟一力袒护日本，日本大有重新复苏之势头。五四当年矛头直指日本，但如今日本眼看着就要倒而复起，民国的希望又在何方呢？（文中大意）”这个疑问句几乎是否定句的口气。吴世昌的《写在“五四”的前夕》也尖锐地指出：“在这‘五四’的前夕，望望中国的前途，看不到有什么光明。甚至于连‘五四’本身有没有完成其历史任务，以前不成问题的，在今日想来也颇有问题。”“‘五四’运动的中坚分子没有意识地完成争民主的历史任务，二十八年以来中国依然是枪杆的天下，终是事实”。这一方面反映出部分中间派人士开始看清中国的前途，对国民党彻底失望；另一方面逐渐左倾，最终作出了新的选择。

也是在1947年5月4日，《中央日报》借社论《蔡孑民先生的警语》一文攻击“今日共产党制造并利用学生运动，对于我纯洁的青年学生，正是蔡孑民先生所说道旁儿杀马的悲剧”，“共产党的学生运动，不是爱国运动，而是亡国运动，不是科学运动，而是教条主义”。此时国民党已深深感受到学生运动的威胁。（参见欧阳哲生《纪念“五四”的政治文化探幽——一九四九年以前各大党派报刊纪念五四运动的历史图景》，《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4期）但是这样的言论只能让中间派人士更加失望。

既然青年人看不到未来的出路，中间派人士开始看清中国的前途，并对国民党产生绝望；或许费孝通觉得，不如让国人看看异域的民主国家及其民众的真实状况，看看他们是如何探索和安排青年人的出路的，以寄托一点尚存的希望。于是继《没有安排好的道路》之后，费孝通陆续在《观察》第2卷上发表了观察美国的8篇文章，后来结集出版成《美国人的性格》。

（图为《美国在旅程的尽头》《猜不透上帝的意志》收入《美国人的性格》一书。）

据费孝通在“后记”里披露，这8篇文章是他读了Margaret Mead女士的And Keep Your Powder dry一书之后写成的。这本书在英国的企鹅丛书里再版时就改名作The American Character，这是一本美国人写给美国人读的分析美国人性格的书。1947年2月，费孝通准备从英国回国时获得了这本书，读完之后的第一个想法是：如果在写《初到美国》时先看看这本书就好了；第二个想法是，把它翻译出来权作稿子之用以完成储安平屡次为《观察》周刊催稿的任务。又一想，不如以编译的形式参照着重写一遍，但最后却写成了读书札记，与原书大相径庭。正是如此，费孝通才得以比较深入地剖析美国人性格与东西方文明差异。他说：

“若我们不容易体会美国人男女间的感情，我们当然更不容易了解他们对于上帝的感情了。……可是我们若要了解美国人，不知道他们男女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多大重要，若不明白他们的宗教精神，我们根本就捉摸不到他们重要决定的脉络。……科学和民主造下了现代西洋文化。这是一辆单车，两个轮子的配合还需要一个看上去似乎不动的三角杆。这三角杆就是理想，在美国人中就是基督精神。”而这三者正是我们所缺乏的。然后作者自我观照：“我不是基督徒，我的眼睛并不望着上帝，因之，我觉得更有资格来说这番话。我并不是为基督教做义务宣传；我也不相信要得到爱心，要能推已及人，要有理想，非做基督徒不成。”接着又笔锋一转：“我们值得向他们学习的，我想没有别的，是他们所具的理想，一个以基督为象征的爱的世界，同情的人间！”（参见其同名随笔）

这应该就是费孝通的写作初衷。当然，他曾声明书里所讲的美国人只是美国人中的一部分，不能认为所有美国人都有这种性格。而且，他也承认，这本书可能得存在过于简单、浅薄、片面甚至还有失实之处，毕竟这不是实地调查美国社会之后写成的学术成果，因为当时主观和客观均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

三

前面提到，除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看法》之外，其他在《观察》第2卷上发表的观察美国的8篇随笔均收入《美国人的性格》一书。之所以不收录《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看法》，是因为这是一篇时评文章而不是读书札记。

费孝通在《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看法》中针对新出炉的“杜鲁门主义”，谈论美国对希腊和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是否会如法炮制到对华政策，但最终落脚点还是批评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第一部分说，美国政府不肯直接承认借钱给国民党政府是资助其打内战；第二部分说，美国外交（包括对华政策在内）要先考虑军事性的布置，要考虑如何与苏联抗衡；第三部分说，美国早就把中国看成是自己圈子里的附庸国，但是调解失败就改变了计划；第四部分说，如果国民党政府是没用的阿斗，美国不一定非扶他不可，可以扶植日本；第五部分说，目前美国并不想立刻控制中国，只想让中国既不成为苏联的附庸，又能在恢复经济之后成为美国的市场，最好是等到国共内战两败俱伤，美国才肯出头。因此，“中国人的事还是中国人自己想办法解决罢。”这是费孝通的结论。

费孝通还说道：“马歇尔调解失败的关键，正如张东荪先生所指出的，是政协会里有个东北的漏洞。这漏洞其实并非是马歇尔的疏忽，而有他的打算。……美国不便自己开口，于是留给中国政府去开枪。这是漏洞的来源。”这实际上指出了内战无法调停的根源。马歇尔所失望的不是调解失败从而内战再起，而是获得美国军援的国民党太腐化、装备美式武装的国军太差劲，影响到美国的全盘计划，再调解下去只会适得其反。

在文末，费孝通写道：“如果美国在不远的将来，对于中国会重现孤立主义的精神，我是不会觉得奇怪的。”而关于“孤立主义”的含义，费孝通认为与美国外交政策奉行的“门罗主义”有关。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他早在《民主周刊》（1946年第3卷第3期）发表的《东北问题的国际背境》一文中就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在《美国人的性格》收录的《负了气的出门》一文中，费孝通再次提到：“美国外交政策中只有门罗主义是一贯的，持久的；除此简直说不上任何外交政策。”当然，费孝通在此把“门罗主义”等同于“孤立主义”，并将其视为“门户开放”的对立面，显然偏离其本义，这也许与孤立主义所具有的误导性有关。

自1947年6月1日发表《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看法》始，费孝通的国际时评开启了第二个高潮期。6月到11月，时评文章多发表在《知识与生活》或《大公报》上。11月底，费孝通在《观察》周刊开设《炉边天下》专栏，之后便极少在《知识与生活》上发表文章。这段时期，国内、国际形势都是两大阵营趋于对抗，中间立场难以维持。6月，马歇尔计划出笼；7月2日，苏联宣告不能接受。三天后，蒋介石发布《勘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全国进入“动员戡乱时期”。11月初，民盟宣布解散。中国的命运，只能等待国共武力决出胜负。（参见方慧容《1944—1948年费孝通的国际时评和外访杂写》，《费孝通早期思想探源》）

1947年11月23日，《炉边天下》专栏文章从《从冷战说起》（《观察》第3卷第16期）起，到1948年12月9日最后一篇《英国并未能忘情远东》（《观察》第5卷第17期）共9篇文章，加上另外1篇《无独有偶》后来结集成《炉边天下》一书，主要是分析一些时政要闻，如冷仗、美国大选等。

需要说明的是，在《观察》第3卷各期中，《论绅士》《欧洲仲夏夜之梦》《如是他见》《论“知识阶级”》《小康经济》《美国之内》发表时，因《炉边天下》专栏还没有设立，属于国际时评的文章没有收入该书；《炉边天下》专栏设立后，《论师儒》《华莱士竞选的道德意味》《圣雄甘地》没有收入该书。在《观察》第4卷各期中，只收录《巴力门·电影业·“中国出路”》《拆炉话北美》两篇，其他8篇中至少有3篇国际时评，也没有收入该书。而在《拆炉话北美》中费孝通提到，《炉边天下》至此写了10篇（另有两篇被编者提到专论里去了），但这10篇其实只有6篇（包括《拆炉话北美》）收入该书。由此可知，《炉边天下》一书并没有收录《炉边天下》专栏所有的文章；同时，《炉边天下》专栏文章并不能涵盖费孝通这一时期在《观察》上发表的国际时评；而且，除了《观察》，费孝通也在别的刊物发表国际时评。

据粗略统计，自1944年11月11日在《大公报》上发表第一篇国际时评《邦各有其道》起，到1948年底中共军队进入北平前，费孝通共撰写国际时评80余篇（其中，收入《炉边天下》10篇，另有10篇以上未收入全集）。

《炉边天下》中，第一篇《从冷仗说起》借用了美国专栏作家李普门（又译为李普曼）用来描写美苏争霸的局面的新名词“Coud War”（冷仗，后译为冷战），而费孝通受李普曼的影响并非始于这篇文章。据章永乐《以“乡土中国”为镜鉴：费孝通论“门罗主义”》一文中的说法，真正对费孝通的有关“门罗主义”论述发挥重要影响的是美国传播学巨擘李普曼。但费孝通对于李普曼的理解和运用，其实又是高度选择性的，并非是对李普曼著作的忠实转述。这在前述的《东北问题的国际背境》《负了气的出门》两篇文章中就体现出来了。有意思的是，章永乐认为，费孝通是通过对中美两国移民心理的比较研究，寻找“门罗主义”的根源，从而提供了一个对“门罗主义”的心理学解释。而这恰恰是他以“乡土中国”为镜鉴所获得的认识。或者说，费孝通以“乡土中国”为镜鉴，洞察美国“门罗主义”的心理学根源，并以跨越东西方的思考，揭示外交政策背后深藏的民族性格与历史逻辑。进而言之，不仅是《炉边天下》，其他国际时评评论“他者”的目的，最终落脚点还是“本土”。

另一篇《巴力门·电影业·“中国出路”》，实际上是费孝通与张东荪商榷的文章。张东荪在《观察》上发表的《关于中国出路的看法》一文，认为美国大可不必干涉美苏之间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因为商业是商业，政治是政治。费孝通则不以为然，认为“张东荪先生所希望于美国的，在我看来，大概在最近期内是不会出现的，因为现在的美国的政府还是握在大企业掌握之中。”相较于张东荪，费孝通已经不再对美国政府抱有幻想。

四

1930至1940年代，费孝通行走英美之际，国内救亡运动正如火如荼。虽不算“仗剑走天涯”，但英国求学、美国访学等海外经历增进了费孝通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在《旅美寄言》《初访美国》《美国人的性格》《重访英伦》《炉边天下》等系列文字中，费孝通对科学和民主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看上去很美”，实则常常侵害普通民众的正当利益。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费孝通始终从中国文明的内在视野来反思和批判西方现代性。（参见陈占江《作为方法的乡土——以费孝通著述为中心》，《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4期）尽管如此，费孝通仍在《美国人的性格》“后记”中强调：“在这本小书和我那本《初访美国》中，可看到我一再提到‘自由’、‘平等’、‘竞争’、‘成功’等等观念，这些是美国人民所坚持的理想，是代表着他们的价值标准。”

1947年下半年至1948年这段时间，费孝通在教学和社会活动之余可谓著述甚丰。除在各报刊发表大量时事评论和学术论文外，《美国人的性格》系列文章先在《观察》周刊发表，后由生活书店出版单行本，同时《炉边天下》一组文章也连载于《观察》杂志；而《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皇权与绅权》，则由上海《观察》社以《观察》丛书的形式出版发行。

（图为《乡土中国》，1948年4月由上海观察社发行；《乡土重建》，1948年8月由上海观察社发行；《皇权与绅权》，1948年12月由上海观察社发行。）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出版的《初访美国》可以算是《美国人的性格》的姊妹篇，均以社会学的跨文化观察视角剖析美国社会结构，属于美国观察文集。该书最初以连载形式发表于《生活导报》，是费孝通作为知识分子抱着一颗寻求中国出路之心，于1943至1944年在美国进行文化交流时写成的17篇通讯（纪实随笔）。后由重庆美国战时新闻处于1945年推出初版，生活书店于1946年出修订版，为“生活丛书”系列之一。这些文字描述了当时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包括了作者对美国与欧洲的对比、对美国的各种政治制度安排和宗教信仰的思考。尤其是，书中《自由之邦的传统》解读了美国宪法精神与联邦制度演进过程；《民主的沉睡》《幸福单车的脱节》等篇章探讨了美国民主政治与财阀权力的矛盾关系，实际上为后来的《民主•宪法•人权》的写作作了铺垫。

如果说费孝通的《民主•宪法•人权》八篇的总题是“作之民”，是用对白和讲故事的方式谈论到民主国家（如美英德法）的人民对于政治应有的最低限度的常识（潘光旦《原版序言》的话），简而言之，是“志在公民”；那么，《美国人的性格》则让国人了解一个民主国家的合格公民应该怎样养成？并试图回答，是什么造就了美国如今的世界地位和美国人的性格？

而且，作为早期代表作之一的《初访美国》，书中部分观点被《美国人的性格》等后续作品深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初访美国》《美国人的性格》与《乡土中国》《乡土重建》形成“他者”与“本土”的研究对照。不过，不同于之前的《初访美国》是访美的随感录，记着个人在旅行中的一些见闻和感想，《美国人的性格》是费孝通的读书札记，“读了一本美国作者写的分析美国人性格的书，按原书的论点加上我的发挥而写成的”。另一方面，《乡土中国》中所叙述的中国社会格局固然有其独到之处，但由于年代的久远，与如今迅速变化的中国还是产生了距离；而《美国人的性格》所描述的美国种种的社会现象，以及他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及对前途的看法，既折射出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的图景，更让当下的中国读者感同身受。据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后记”中说，该书内容是于1947年所讲《乡村社会学》课程中的一部分，先是应当时《世纪评论》约稿写成14篇连载文章，内容包括了传统中国的基本特征、农村生活、社会结构、家庭家族、道德规范、权力结构、社会变迁等各个方面。1948年初版时又应储安平邀约，稍作补缀、修订以《乡土中国》面世。此书可以与《美国人的性格》合着看，因为前者是以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而后者是Mead女士根据美国的事实说明移民社会的特性，这在方法上是相通的。

不同于《乡土中国》结集前首发于《世纪评论》，《乡土重建》是将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文章编成书，但这两本书均由《观察》社出版。据费孝通在《乡土重建》“后记”中说，两本书虽是同时写作的，但性质上却属两个层次。《乡土中国》是想勾出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原则，然后具体描画出社会结构各部分的棱角，这就是费孝通在《观察》上开设“从社会结构看中国”专栏的目的，包括《论绅士》《论“知识阶级”》《论师儒》等。但是这第二层次牵涉太广，一时还出不来系统成果。于是就跳到第三层次，即“把这传统结构配入当前的处境里去看出我们现在身受的种种问题的结症，然后在提出一些积极性的主张来，希望有助于当前各种问题的解决。”这样把第三步工作先做所形成的成果，就是《乡土重建》一书。不过，第二层次的工作“虽然没有整理出一个样子”，但仍有一些成果表现，那就是收入《观察》丛书的《皇权与绅权》（费孝通、吴晗等著），包括《论绅士》《论“知识阶级”》《论师儒》等14篇文章，起着连接《乡土中国》《乡土重建》两书的作用。

费孝通认为，要了解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应当注意四种不同权力（皇权、绅权、帮权和民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社会结构看中国”系列的《论师儒》用了“皇权”而不是“君权”的概念；《论“知识阶级”》则是费孝通第一次对什么是知识分子的系统思考，这一思考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论绅士》探讨的是绅权，而《乡土重建》中的《基层行政的僵化》指出传统绅权解体之后所发生的僵化现象，解决僵化的办法就是用另一套政治机构来代替绅权，那就是费孝通在《再论双轨政治》中提出的民主的建立。在《再论双轨政治》中，费孝通既回应了读者对《论绅士》《基层行政的僵化》的不同意见，又与张东荪就“双轨”问题进行商榷（参见拙作《梁漱溟与张东荪等在<观察>上的一次争论》）。虽然他们的观点不一，但对待民主与宪政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

五

进而言之，这一时期的张东荪已经逐渐倒向中共，但又仍对美国抱有幻想；而费孝通既没有像张东荪那样左倾，又已经不再“亲美”，更像一名讲求理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纵然如此，张费二人还是受到了来自中共方面的批评。

1948年1月28日，乔冠华（署名于怀）在《自由丛刊》上发表《追击“中间路线”》一文，对“中间路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无情的抨击。同时他认为，一个激烈的思想斗争正在民主统一战线内部进行着，其中关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问题，尤为关键。比如，张东荪在《时代批评》（第97期）《表示一个愿望》一文中“以为美国的态度是决定世界祸福的转扭”，这就是一种错误的想法或者说法。当然，还有比这更进一步的，那就是1月11日费孝通在南京《新民晚报》上发表的《谈美国对华政策》，尽管该文“可能是一种个人的观察，但在实际上，这类话只能产生一个作用，替美帝国主义散布幻想，助长政治阴谋，反对人民革命。对于这类思想应不应该进行尖锐批评呢？我们说，应该的。”因为，对美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政策只能是打倒，不可能有别的方法。当然，乔冠华的批评，只是在民主统一战线内部进行的思想斗争。

1948年早春，费孝通与吴晗组织了“中国社会结构”讨论班，讨论班形成的相关成果陆续发表。后应储安平之邀，编辑出版了《皇权与绅权》一书。其中，费孝通在《论“知识阶级”》中回应了鲁迅在1927年10月的演讲《关于知识阶级》。鲁迅批判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既面临打压又自恃特权的矛盾性，费孝通则批评传统知识分子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并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是：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让知识分子把知识和技术“服务人民”，“使知识不成为一个社会阶级的独占品”。

费孝通在《皇权与绅权》“后记”中写道：“储安平先生暑假里到北平来，他希望我把在《乡土重建》后记里所预告的《中国社会结构》早一点整理出来，我对这件工作着实踌躇，因为这件工作要做到自己能满意的程度决不是这几年内可以完成的。”最终《中国社会结构》也未能完成。而暑假时储安平是来还《山水·人物》的稿子，因为《观察》丛书无法出版了。

储安平到北平后，就因《观察》被查封的风声日紧、自己的处境危险而避难于费孝通家中，可谓患难见真情。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他们立场观点一致，彼此惺惺相惜。看看储安平为《观察》写的发刊词《我们的志趣和态度》，就知道费孝通的志趣爱好和立场态度；看看储安平的《中国的政局》，就知道费孝通是如何看待国民党、共产党以及自由思想分子的。甚至储安平对当时民盟领导人的看法，也和费孝通后来的评价差不多。

实际上，相较于胡适的作壁上观（胡适始终没有给《观察》写过文章），费孝通为《观察》写下大量批评时政的文章，他是对当时处于夹缝中的自由主义孤岛――储安平的《观察》支持力度较大的撰稿人之一，其他还有梁漱溟、张东荪、潘光旦等。按照费孝通的说法是：“每个星期都有我的文章。有好多我都不署名的。”“他当我是他的最大的助手了嘛。”

1949年1月中旬，张东荪和费孝通（代表民盟）、雷洁琼夫妇（代表民进）一行到西柏坡见到毛泽东之后，费孝通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储安平当时就住在费孝通家里，也想去却没有去成，后来就埋怨费孝通怎么不叫上他。其实他们俩都不知道内幕，但“知道背后肯定有一套东西在运作”。

受到震动的费孝通主动要求进行思想改造，因为“不改是不行的”。而且，只有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才真的说得上改造。随着《观察》在11月1日复刊，费孝通也陆续在《观察》第6卷上发表《知识分子与政治学习》《什么叫搞通了思想》《不改造就落后》《从往上爬到大家互助》《从‘为人民服务’引起的谈话》《进步的包袱》等文章。于是，那个原本信心满满做“批判者”的费孝通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又当了学生，在思想改造过程中接受‘再教育’。”费孝通继第2期发表《知识分子与政治学习》后，又在第6期发表《什么叫搞通了思想》，同期才有了焦孟甫的《论知识分子的改造》。费孝通还在竭力地支持储安平的刊物，并用更加圆熟的风格论述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可以说，费孝通是最早带头进行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之一。

而储安平也是非常积极要求进步。他后来没有再回上海，而是在北京迎接解放，并且加入了九三学社和民盟。储安平住进了当时专门招待高级民主人士的北京饭店。不久，周恩来来看民主人士，还到储安平房间畅谈。《观察》从1948年12月被查封到1949年11月复刊，不到一年时间，储安平作为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思想面貌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此时的《观察》已不复当年的《观察》，不仅外观上差异明显，而且内容也截然不同了。除了歌颂新中国的内容外，大多是对苏联、朝鲜、东欧国家的赞颂，再有就是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文章。（参见谢泳《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图为费孝通在复刊后的《观察》第6卷上发表文章。)

费孝通、储安平如此快的转变似乎令人不解。杨奎松在《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版）中作了解释：这是他们力求跟上国家前进步伐的一种主动尝试，终归到底，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当时几乎一致相信，真正能够救国救民者，固然不是国民党蒋介石，但也不是他们这些百无一用的书生；真正能够得到人民拥护，成功实现国家统一、政治清廉、经济复苏，并有希望大举加速工业化进程，使中国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只有共产党。”

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储安平就和费孝通说：“你为什么把好文章给《人民日报》？”言外之意，不言自明。5月31日，费孝通在储安平任总编辑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早春”前后》。6月，费孝通的《重访江村》（其一、其二）在《新观察》上发表。再后来，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费孝通和提出“党天下”观点的储安平先后被划为“右派”，真乃患难之交。

同为“问题中人”，梁漱溟终其一生都在试图回答“这个世界会好吗？”而费孝通则是在不断地追问，其中一个陪伴终老且耿耿于怀的就是知识分子问题——知识分子与政治保持多少距离才安全？中国知识分子是否还有前途？他反复提醒自己是“五四之子”，是 “后五四时代典型的知识分子”。

直到晚年，费孝通仍对与《观察》的因缘念念不忘，那是他内心深处对曾经理想的无限眷恋。

主要参考文献：

1、《费孝通全集（第5卷，1947）》，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2、《费孝通文集（第5卷，1947-1948）》，群言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

3、谢泳《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4、储安平著，张竟无编《储安平集》，东方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

5、谢泳《费孝通与<观察>周刊》，《书城》1996年第5期；

6、费孝通《山水·人物》，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